作家以兒童視角寫作時，往往摻合了成人經驗，成人意識，用屬於成人的眼光來回望那一段昔日歲月，於是在那些昔日歲月的吉光片羽裏，既有溫婉惆悵的追懷、眷念，也有屬於成人的追悔、反思、審視，這樣的眼光能否還稱之為兒童眼光，在此很難斷言。嚴歌苓的作品中，即使小小的人兒，也有一種刻骨銘心的孤獨的力量，那來自兒童的冷冷的觀察顯得有些刻薄，有些惡毒，這種眼光是摻雜了成長後的明白和異國文化心理的熏陶的，而剝去了當年身在局中的癡迷和懵懂。
如果說在《黑影》裏社會內容還隻是一種症候式的顯露，潛藏在兒童視角的後麵，欲抱琵琶半遮麵的話；那麼在《人寰》裏則采用了多重複合結構，用兩種視角穿插講述。《人寰》是一個文革中的知識分子題材，但是，不同於已經廣泛流行的政治－人性化的敘述範式，而另辟蹊徑采用了兒童視角和從國外歸來的四十歲女人的視角展開。用一個愛情框架來反思那段曆史。
“我”父親與賀叔叔的交往是敘事的主線，“我”與賀叔叔的奇特的情感糾葛是輔線。賀叔叔從小乞討百家飯長大，十四歲參加革命，十八歲掃盲，以自身經曆寫作過短篇小說《紫槐》而成為作家。賀叔叔渴望更大的文名，於是利用了父親。父親家庭出身不好，還經常寫作一些雜文，這使他在反右時極為危險。負責審查作家政治態度的賀叔叔保護了父親。父親主動提出幫助賀叔叔寫作，極盡心血和才華用四年的時間寫作了一部百萬字的巨著，雖然沒有明言，兩人實際上在等價交換，那就是賀叔叔利用他的權力給予父親一家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父親成為賀叔叔的文字苦力，為他捉刀代筆，以手中的筆保護了家和年幼的女兒。這在賀叔叔看來理所當然，是付出後得到的回報。然而父親的心變得極苦，既有報恩的想法，又有不平和怨氣，於是在文革中賀叔叔的批鬥會上，“從來沒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級的交流”的父親出其不意打了賀叔叔一個幹脆漂亮的耳光，他是為這份屈辱的勞役而打的，但是在那個特殊境遇裏，人人都認為他是為了自己撇清關係。這使得二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微妙和意味深長。這個耳光使父親看到了自己人格中的卑劣。而更嚴重的是，這一記耳光使得賀叔叔處境惡化，他坐了三年牢，被打斷一根手指，後來又被發配到貧瘠的出生地給看瓜人當下手，受盡折磨。父親後半生艱辛地活在愧疚裏。文革結束後，他又開始為賀叔叔寫作，這一次是為了贖罪。“他若沒有這個機會來贖回那一記耳光，他不可能去寧靜地死。他心中那罪與罰的概念純樸，孩子氣到了極點。他的良知也簡單、脆弱到了極點。”
如果僅僅指責或討伐一個賀一騎那樣的掠奪者，這個故事就太單純了。賀一騎在作品裏有非常複雜而深刻的意蘊。你不能不佩服嚴歌苓刻畫人物的準確，寥寥幾筆就呼之欲出了。僅僅一個照麵就把賀叔叔與爸爸的不同境遇，心理狀態全都描畫了出來。賀叔叔從門前柵欄上一躍而過的輕盈速捷被解釋為一個符號，“逾越、冒犯、侵入。”他在打扮上帶著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留一個清爽的發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茬的下巴，哪裏都顯得堅定、快樂。”對體嗅的精心處理，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洋溢著發自內心的快樂等，顯示出的是一個新解放群體的風姿。他並不是一個壞人，隻是一個精明世故通曉權術之人。而父親剛好相反，是個天真之人。賀叔叔不是君子，他施恩是要圖回報的，把一切都看作交易。打了賀叔叔的爸爸在兩年後也被揪出來發配到“五?七”幹校。
父親的形象被作者做了誇張和變形，有些漫畫化地描畫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可悲與可笑。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要求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求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要求他有君子人格，剛正不阿，不依附權貴，不溜須拍馬。然而現實生存卻要求他屈服於權力，屈辱地為他人寫作。爸爸的尷尬無處不在的體現在他的穿著打扮和舉止上，領子“如同磚縫裏長出的芽葉，不得伸展，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兒，胸口的兩個口袋也像他的眉毛一樣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來”，細瘦的身材，越來越駝的背，意識到自己駝背後的挺胸“實際上是聳了聳肩”，還有一副對悲哀事物準備就緒的眼神和他不自在的僅用雙腳外側撐著地麵的站姿，他用咋咋乎乎的哈哈大笑來掩飾自己的軟弱，一被詰問，“有個啞口無言的瞬間，一對大眼空白地鼓脹。”這無疑是一隻在即將到來的暴風雨前預感到窮途末路的兔子，即將到來的命運已經在身邊人身上驗證了，氣息奄奄的等待命運的宰割。對父親服裝外貌的描述就是他靈魂人格的外現，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整體形象的漫畫式表現：委曲求全，卑微畏縮，缺乏尊嚴和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