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不僅僅是一個受害人，在與賀叔叔的合作共謀中，他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其中的屈辱和心酸都有自虐的成分在裏麵。他缺乏奮起反抗的勇氣，也缺乏孤傲挺立的骨氣，隻求一份安穩，給妻子女兒求得暫時的安寧空間，他自願出賣了自己的才華，一再為賀叔叔賣命。他成為那個時代大陸知識分子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寫照。荒謬的崇高和隱忍的屈辱高度凝練在一個人的體內，將一個人的精力和才華剝奪的同時也磨盡了人格尊嚴。表層的救援與報恩和實質上的相互利用構成父親內心衝突的緣起。浸透在血液中的傳統文化因子，他所知道的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道德信念使他不能麵對被剝削的殘酷真相。男人間的友誼被政治竄改，傳統的君子扶危濟困的俠義風範掩蓋了掠奪和虛偽，所以“我”一再說：“他們之間向來就存在著一點兒輕微的無恥。”
當嚴歌苓反複寫作這一題材時，目光變得極為犀利，曾經的切膚之痛漸漸變成靈魂裏的傷。《雌性的草地》中對專製、政治對人戕害的主題予以深化和重新演繹，女子牧馬班被時代潮流激情推擠著走上了一條艱苦的道路，這是那個時代所要求她們的上進和革命。她們被樹立為樣板，也開始了囚徒一樣的流放生活。風吹雨淋，日曬露宿，一日幾變的酷烈氣候條件，潛藏著沼澤陷阱的茫茫荒原，幾個風華正茂的女子與眾多的馬為伴，既要抗爭酷烈的自然環境，又要戰勝缺吃少穿的物質貧乏，還要戰勝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比如性愛、親情等，苦行僧一樣年複一年奔波在荒原。
《人寰》顯然站得更為高遠一些。“我”明知賀叔叔對父親的奴役，卻與他有著幾十年的曖昧糾葛，同樣在情感上被他奴役。這是扭曲的時代裏扭曲的友情和愛情，但又不僅僅如此。為了強調她寫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她繡花針般綿密的敘事針腳串起另一對扭曲的男女關係，“我”和舒茨的情感描寫是這一主題的延伸，將這種“扭曲”置於更為寬廣的社會場景中，使內涵更為豐富和複雜。六十八歲的舒茨教授和四十五歲的“我”之間的戀情，是對賀叔叔與我、賀叔叔與爸爸關係的集合。他們既是上下屬關係，又是戀愛中的男女，也在合作寫一本書。再次提到對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與父親以及祖父一脈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傳統文化的弱點，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際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勢和被動。統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經侵入人們的血液，滲透進骨髓。“所謂的深意，往往在於隻鱗片爪的寥寥數筆，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標，一不小心錯過了，便從此南轅北轍。在這種意義上，小說的閱讀並不是消極的消遣，而是一場對讀者的敏感、專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戰。”123舒茨得到“我”的愛也是以各種利害關係為條件，“我”一開始不愛舒茨，主要是為了報恩才接受他的身體。這裏已經跳出了政治糾葛，但是理性、清醒、善於控製的強者對易感的弱者的控製並沒有結束。
“我”悲哀地發現，“我”和舒茨之間與“我”爸爸和賀一騎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護卻又含有訛詐和奴役，另一方卻是廉價的感恩兼付出過重的人格代價。”而“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人生選擇其實也是早年那段人生經曆得陰影造成的。124兩個故事，兩對相似的人物關係，一明一暗，形成兩兩相對的同構敘述，揭示出人性的陰暗麵其實是無國界、無時間限製的。而一種心理症結即使漂洋過海也難以解脫。
文革之後講述苦難的故事很多，但是大多未能跳出意識形態敘事的窠臼，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所批評的奧威爾《一九八四》那樣，“把那個可憎的社會的生活縮小成了簡單的羅列罪狀。”125嚴歌苓的高妙在於跳出了這層限製。作者一開始就使故事置身於與心理醫生交談的語境，出現在文章的隻是“我”的語言，心理醫生蟄伏在我的語言中。“我”是四十來歲的知性女人，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經曆過大陸的政治風雲，後十年在在歐風美雨裏熔鑄了西式思維方式。她用這種西式目光審視舊日的生活和思想，既懷著悵惘的眷念，又有著反感和嫌惡。她試圖在敘述中描畫出知識分子的靈魂，並整理清楚自己情感的歸宿。這樣做的便利是時刻將敘述者和讀者牽回過去，記憶塵封中的每一個犄角旮旯，靈魂最隱秘的處所。而四十五歲中國女人用英語向異國的心理醫生講述自己在中國的人生經曆，又使得敘述有了一種奇特的張力，這張力是因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中國女子不得不邊講邊予以闡述來縮小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