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注農民的共同富裕
如何使農民實現共同富裕是毛澤東最關注的問題，他認為，如果我們沒有新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要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起來，所有農民都要富裕，並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
在毛澤東看來，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
針對農業合作化初期存在的“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製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製”可能導致兩極分化現象及可能破壞工農聯盟，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隻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製度和個體經濟製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隻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就會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
在這裏，毛澤東不但把合作社看作是社員發展生產共同富裕的必要組織形式，而且認識到合作社可以避免農村的兩極分化，認為隻有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才能消滅剝削製度，而隻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可以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目標。這是毛澤東在我黨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這一科學概念。
（三）反對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
特有的時代條件，使得我國社會存在著有損於公正原則的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這樣兩種比較典型的現象，毛澤東認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但反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第一，毛澤東擔心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例如，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認為，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間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毛澤東的擔心不無道理，但解決問題的藥方顯然值得商榷。例如，他認為防止農村中出現兩極分化的途徑在於消滅富農經濟製度和個體經濟製度。
第二，毛澤東對絕對平均主義進行了深入批判。從紅軍時代直至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經常批判絕對平均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後，對於各種“共產風”的批評也是絡繹不絕。
毛澤東認為，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每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製，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對於公正問題的見解不僅比較全麵，而且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同傳統的公正觀截然不同。毛澤東公正思想的積極方麵主要體現在：有關人民基本權利的思想推動了中國人民反對封建剝削與壓迫的進程；有關農民共同富裕的思想，促進了農村的發展；有關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想在我國的實踐獲得成功，這不僅是真正人道主義的體現，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現實社會中的實現，同時也是對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開發。
大眾教育思想促進了大眾教育的發展，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並為以後高等教育的正常發展、為我國整個教育事業的協調發展奠定了比較踏實的基礎；有關反對兩極分化的思想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社會如何建立一個發達而健康的社會、對於確立以人為本位的社會發展宗旨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有關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不僅為當時我國社會避免陷入徹底的平均主義劃定了最後的底線，也為今天的我國社會清除平均主義的痼疾提供了依據和有價值的借鑒等。
毛澤東在領導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對分配製度、工資製度、就業製度、醫療保障製度以及農村體製的思考都包含著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但在實踐中，卻走進了平均主義的誤區。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則力圖克服平均主義，提出了先富帶後富、以共同富裕為價值取向的社會主義公正觀。
七、鄧小平的公平正義觀
社會公正問題是當代社會發展理論的重大課題。鄧小平的社會公正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總結、梳理、研究鄧小平有關公正問題的論述，對於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建立起完整、係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公正學說，對於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對於推動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的建設，均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共同富裕的公平正義觀
鄧小平的公正觀，是以共同富裕為價值取向的社會主義公正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提出社會主義要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從而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納入到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之中。
共同富裕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鄧小平社會主義公正觀的集中體現。它具有豐富的內涵，包括實現的目標、途徑和方式等，是一個完整的體係。其內容主要有：
1.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方麵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應當在發展生產力方麵優於資本主義社會；另一方麵，又強調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取向，反對兩極分化，避免兩極分化，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邪路。
鄧小平以共同富裕為取向的社會主義公正觀，集中體現在他的南方談話中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新論斷中。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絕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他提出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綱領，其中既提出了明確的總體目標，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又指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並且規定了共同富裕的基本性質和條件，即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這裏，實際上全麵地回答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
首先，肯定了社會主義既要講效率，又要講公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說要通過改革的方式加快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解決效率問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說的主要是公平問題。
其次，強調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因為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而共同富裕的實現是個長期的過程，要在效率提高、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逐步實現”，“最終達到”。
2.共同富裕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鄧小平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我們都必須堅持這一原則。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
3.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是先富帶後富，而不是同時同步平均富裕。鄧小平認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
由此，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幫助落後地區發展這一實現共同富裕的具體途徑和方式。
鄧小平還將先發展後發展的問題概括為“兩個大局”。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域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這裏，實際上就解答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正確處理先富與後富、先發展與後發展的關係問題。隻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發展和先富裕起來，先發展、先富帶動後發展與後富，才能逐步從而最終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平均發展、平均致富是沒有出路的。
綜上所述，鄧小平所說的共同富裕實際上有三層含義：一是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二是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是先富帶後富，而不是同時同步平均富裕；三是使人民普遍地、共同地富裕起來，貧富差距不大。在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是一個與兩極分化相對立的範疇，既不是指同步富裕，也不是指平均富裕，而是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一個長遠和最終目標，是一個不斷實踐從而逐步實現的過程。
（二）重視生產力的公平正義觀
一個公正的社會應該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顯然，鄧小平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視為實現公正的根本前提。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隻有發展生產力，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所提到的共同富裕，並不是盲目的同步富裕，而是通過先富帶動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問題的實質是調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關係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社會公平問題。
鄧小平多次談道：社會主義理應是公正和富裕的社會，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貧窮條件下，一個社會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在社會經濟資源匱乏的條件下，如果要刻意的製造一個公正社會的話，那隻能製造出一個貌似“平等”的平均主義社會。而就本質而言，平均主義也是一種剝削，必定會對社會造成極大危害。
在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漸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的富。因此，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我們必須調整增長方式，即從少數人分享的增長轉向全體人民分享的模式，從不公平增長模式轉向公平增長模式，從不可持續發展的增長轉向可持續發展的增長。
（三）按勞分配的公平正義觀
分配問題是公正理論的核心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按勞分配是按貢獻分配的核心內容。但是，我們過去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對馬克思主義公平觀的精髓未能正確理解，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建立了具有平均主義性質的分配製度。
在按貢獻分配的問題上，鄧小平著重對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了論述。
首先，鄧小平對在我國實行了多年的、同計劃經濟體製相適應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我們現在采取的措施，都是為社會主義發展服務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這個路子是對的。
其次，社會成員的收入之間是應有合理的差距的。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再次，收入分配的原則應當是按勞分配。鄧小平認為，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的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個原則，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總之，隻能是按勞，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按資格。我們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於多勞多得，先富裕起來，這是堅定不移的。權利或利益的合理分配關係是公正理論的核心問題。
理順收入分配關係，當然要解決獲利不公、損益失當的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理順收入分配關係，建立起社會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協調機製。鄧小平認為，對於防止兩極分化來說，除了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之外，還可以通過這樣的幾種方式予以解決：稅收的辦法、倡導區域之間的互相幫助以及民間的公益事業、示範的作用、國家必要的直接介入。這不僅解決了如何將“蛋糕”做大的問題，而且實質性地解決了如何將做大的“蛋糕”更加合理、更加公正地進行分配的問題。從實際效果看，這有利於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有利於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使經濟保持持續、快速、穩定增長。
（四）反腐倡廉的公平正義觀
我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存在是封建特權殘餘得以存在的曆史根源，現代人民民主製度的不完備是封建特權殘餘難以消失的現實原因。鄧小平認為，“我們今天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製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製傳統比較多，民主法製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係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製度，法製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製、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製度問題。”
鄧小平對於現實社會中封建特權殘餘的種種現象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銳的批判。他認為幹部待遇特殊化，是封建特權殘餘的具體體現，這一現象嚴重破壞了幹群關係，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成員收入分配方麵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這裏需要區分的是：其中哪些是由社會經濟和文化水平所製約的、曆史發展所不可避免的不公正所造成的社會差別，哪些是與社會主義公平原則格格不入的，需要加以徹底根除的不公正現象。鄧小平把克服和消除與後是密切相關的社會不公正現象，看作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關鍵。早在1985年，他就針對一些政府機關辦公司做生意、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在多次講話中，他反複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他要求各級政府機關都要對群眾所反映的不合理現象及時糾正。
鄧小平認為，消除腐敗及其他社會不公正現象，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法製。法律承擔著維護社會公正的任務，隻有加強法製建設，才能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從根本上消除腐敗現象。加強法製，一是要進行教育，使公務員樹立法製觀念；二是要加強執法公正，在全社會確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準則，不允許任何觸犯法律的人逍遙法外。除此而外，還要加強群眾監督，讓群眾監督公務員。
鄧小平繼任於民主被破壞、法製遭踐踏的危難時刻，他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民主製度化、法律化原則，直觀地體現了法律公正精神。法律公正既是法律活動自身的目標要求，又是依法治國的目標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如果不能做到公正，法律就無尊嚴、權威可言，依法治國就是一句空話。反封建、反腐敗、維護法律公正，是廣大群眾的呼聲，也是維係社會公正的重要方麵。
八、江澤民的公平正義觀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收入了《認真消除社會分配不公現象》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江澤民關於社會公平的論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三個代表”的公平正義觀
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新經驗的總結，是黨的第三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建設小康社會的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所謂“三個代表”就是我們黨始終要代表我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我們黨要始終代表我國最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我們黨要始終代表我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先進生產力，是當代我國發展的關鍵，是我們最最需要的。在發展先進生產力的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價值就是利益、效率、公正、平等、自由。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也就代表了利益、效率、公正、平等、自由；利益、效率、公正、平等、自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應有之意。
先進文化，是當代我國發展的保證，也是我們無愧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價值是自由、平等、仁愛和寬容。而自由、平等、寬容的學術氣氛是先進文化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本身就是正義的實質定義，隻有反映最廣大人民的價值追求的價值才是真正正義的。正義，隻有是人民的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是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並通過政策、製度及社會保障等措施來逐步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任務來加以解決。
（二）把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作為判斷社會公平的根本標準
社會公平是一個理論難點和實踐熱點問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社會公平的內涵也會不同。隨著曆史條件的變化，人們對社會公平的認識也會發生變化。這就表明，社會公平總是受到經濟文化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發展的製約，我們不能離開具體的曆史條件，抽象地談論社會公平問題。怎樣才能科學地認識社會公平呢？
江澤民認為，衡量社會公平的標準必須看是否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把對社會公平的認識同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緊密聯係起來。
進一步說，隻有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公平觀，才是科學公平觀。我國曆經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社會生產力較快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從總體上說，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特別是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
我國目前仍然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我們必須立足於我國的基本國情，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麵進步和人的全麵發展，始終把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作為判斷我國社會公平的根本標準。
（三）在分配問題上要承認合理的收入差距
江澤民在分析分配不公的表現時，闡述了分配公平問題。他認為，分配不公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平均主義，另一種是收入懸殊。而且平均主義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分配不公相互影響、互為依存，這兩者都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我們所說的分配公平，就是要承認合理的收入差距。收入有大小，富裕分先後。改革開放以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實行這一政策，能力和貢獻不同的人的收入會拉開差距，在致富路上會有先有後，這是公平的。
這種收入差距之所以公平，就在於它是合理的差距，導致這種差距的原因是正當的。至於不合理的過大的收入差距，一般說來，是背離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而造成的。
一方麵，不同職業、不同單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之間缺乏平等的競爭規則和競爭環境，職業者在競爭中缺乏同等的機遇。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差距顯然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麵，少數人靠非法手段，如偷稅漏稅、欺行霸市、哄抬物價、弄權瀆職、貪汙受賄、走私販私等，撈取不義之財。
可見，要實現合理的收入分配，必須首先做到機會公平，健全公平競爭的體製，實施公平競爭的規則，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遏製和消除由於不平等競爭導致的收入懸殊的現象。
（四）提高效率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根本途徑
江澤民認為，生產決定分配，隻有通過改革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才能使分配製度和政策充分發揮積極作用，才能為根本解決平均主義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創造物質基礎。他還認為，解決平均主義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不能就分配抓分配，而要綜合治理，從深化配套改革上找出路。
江澤民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曆史經驗的基礎上，突出強調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
而要提高效率就必須深化改革。今天，我們要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必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始終把發展作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九、胡錦濤的公平正義觀
黨的十六大以來，麵對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從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整體戰略出發，胡錦濤提出了一係列關於公平正義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斷。胡錦濤的社會公平正義觀是對中國傳統公平正義觀的揚棄，是對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觀的豐富和發展。胡錦濤的社會公平正義觀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解決社會問題和矛盾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胡錦濤的社會公平正義觀是對我國傳統公平觀的揚棄，是對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對當今世界形勢的科學分析和我國社會現實的深刻把握，在解決現實問題和總結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整體戰略出發，胡錦濤提出了一係列關於公平正義的新思想，概括了公平正義的內涵，即“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麵的利益關係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其主要內容有：
（一）以共建共享推進社會公平正義
胡錦濤指出，要把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和諧社會貫穿於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這一重要論述，為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構建和諧社會指明了方向。
胡錦濤關於共建共享的論述，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一客觀實際出發，既尊重人民群眾的曆史主體地位，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同時又強調人民群眾是義務與權利的統一體，是實踐主體與利益主體的統一體。提出“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從共建共享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正義，就要認識到衡量公平正義不是搞絕對平均主義，而是要在充分承認個人差異的基礎上，更好地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做到初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三次分配重協調，努力把社會成員的差異控製在適度的範圍內，防止兩極分化；就要認識到維護公平正義必須從國情實際出發，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推進公平正義；就要認識到實現公平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
（二）以科學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應通過科學發展來解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求“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明確“為什麼要發展”、“為誰發展”、“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強調發展的目的是要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要滿足人民群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國家必須具備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好的物質條件。在改革發展關鍵期出現的問題與矛盾需要靠科學發展來解決，推進公平正義更要靠科學發展，科學發展直接影響著現代社會的良性發展及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良好願望。
發展是解決當今我國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促進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正確道路，胡錦濤在認識和把握發展與公平正義之間的內在關係方麵，在公平正義的實現路徑問題上有著清晰而明確的思路。他認為，通過發展增加社會財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過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隻有生產發展了，“蛋糕”做大了，才能為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提供物質基礎。不發展，無法擺脫貧困和落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平正義。
發展是公平正義的基礎，公平正義是發展的動力。隻有不斷推進發展，促進社會物質財富增長，才能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創造前提條件。社會公平正義本身就是科學發展的應有之義，為科學發展提供支持和保證。
（三）以“四個公平”體現社會公平正義
2005年2月，胡錦濤首次提出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正義觀，使公平正義體現在人們從事各項活動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之中。
其中，權利公平是實現公平的邏輯起點。就其主體來說，它要求所有公民都要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平等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任何公民不能被排除在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之外；就其內容來說，權利公平不承認淩駕於法律之上或超越於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權，一切權利主體享有相同或相等的權利；就其實現過程來說，權利公平既要維護所有公民的合法權利，又要保障所有公民不會受到歧視，法律能夠無差別地給予救濟與保障。
實現權利公平的途徑主要是充分保障每個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保證立法權的公平，消除部門利益立法和背離公共意誌的立法傾向。其次，保證司法過程的公平，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司法公正。
我國在保證權利公平方麵廢除了基於性別、身份、出身、地位、職業、財產、民族等各種附加條件的限製，體現的是社會對所有成員的“不偏袒性”和“非歧視性”，保證所有成員在平等的起點上融入社會。
規則公平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存在形式。它要求社會成員在參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在規則麵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受著同樣的行為規則的約束。隻有在規則公平的前提下，才能規範和保障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才能提高整個社會運行效率。從本質上看，規則公平最主要的是對執政者和政府的要求，執政者和政府在實現規則公平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建立、改革和完善社會政策和製度，形成公平的社會運行規則。
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實際體現和最終歸宿，它賦予每個職業者獲得正當利益和社會保障的權利，不因素質、知識、能力、性別等的差異而使其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生活享受等方麵產生巨大的或本質上的差異。
以“四個公平”為主要內容的公平正義觀，回答了社會公平的起點、前提、保障和目標等基本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特征，明確了實現公平正義的條件、途徑和結果，為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
（四）以製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在我國現階段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不僅要堅持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以及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製度，而且要積極推進社會體製改革，建立一套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國情相適應的具體製度和體製。
為了充分發揮具體製度在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中的巨大作用，黨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完善製度建設的基本思路：完善民主權利保障製度，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製度，夯實社會和諧的法治基礎；完善司法體製機製，加強社會和諧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財政製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會保障製度，保障群眾的基本生活。這些製度性安排為製度建設繼續向更廣領域、更深層次拓展提供了經驗，明確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製度完善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思路，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公平正義保障體係構築了堅實的基礎。
胡錦濤的社會公平正義觀，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觀的重要內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從理論意義看，胡錦濤的社會公平正義觀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平正義思想的豐富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公平正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胡錦濤提出的“四個公平”，創造性地將公平的形式與內容有機統一起來，將公平的條件、過程與結果有機結合起來，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公平正義的本質要求和現實道路。這種公平正義觀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又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點新要求，對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科學內涵和實現途徑作出了新的概括。集中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公平正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觀在當代中國的豐富與發展。
其次，從實踐意義看，胡錦濤的社會公平正義觀是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提出的，具有現實針對性，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方法論指導。針對我國發展過程中一些領域或方麵出現的發展不平衡問題，著眼於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為解決社會問題和矛盾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公平正義，怎樣實現公平正義等重大問題。
總之，胡錦濤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立足於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提出社會公平正義觀，從理論和實踐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觀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動中國社會公平正義的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