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因事前往盧比揚卡的維納威爾最先獲悉奧·曼案件的進展：“氣氛有些特殊，一片忙亂，交頭接耳……”結果，案件果真突然得到重審，並作出新的判決，即所謂“十二城之外”一種變相流放手段，即不允許被流放者在十二個大中城市居住。。這一切進展神速，重審隻花費了一天時間，要麼就是幾小時。這一速度證明了一個奇跡：隻要上麵按下按鈕，官僚機器便會體現出驚人的靈敏度。
中央集權的程度越高，奇跡的效果便越是強烈。我們因各種奇跡而歡欣，帶著東方百姓甚至是亞述庶人的率真接受它們。奇跡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有誰沒有給最高層寫過信，致信那些聲名最為顯赫的人物？要知道，這樣一封信就是在祈求奇跡的降臨。那堆積如山的信件若能保留下來，定會成為曆史學家的真正寶庫：在那些信件裏留有我們時代的生活印記，其真實程度超過任何其他類型的文獻，因為它們訴說的是委屈、欺辱、打擊、陷阱和圈套。但是，要想讀懂它們，透過語言的浮塵捕捉細微的真實，仍需付出西敘福斯式的艱辛努力。要知道，我們得在這些信件中保持一種特殊的風格和考究的蘇維埃式謙恭，要用報紙社論的語言來敘述自己的不幸。隻要“自下而上地”看一眼這一摞摞信件，便可準確無誤地感覺到人們對奇跡的迫切需求，換句話說，沒有奇跡是活不下去的。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奇跡發生，寫信者最終麵對的仍將是痛苦的失望。乞求者們對此毫無準備，雖然民間智慧自古以來就一直在強調，奇跡隻是轉瞬即逝、不會帶來任何結果的一道閃光。在三個願望相繼實現之後，主人公手裏還剩下什麼？夜間在瘸腿人那裏得到的黃金，在清晨又變成了什麼？一塊黏土，一把塵土……隻有那種不需要奇跡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奧·曼的案子派生出一連串口口相傳的奇跡故事，那些奇跡自天而降，猶如一聲驚雷，一陣普降善意的暴風雨，如果暴風雨也能普降善意的話……可畢竟是奇跡救了我們，給了我們為期三年的沃羅涅日生活。沒有奇跡怎麼能行？那可不行……
E.X.給我們發來電報，通知案件的改判。我們把電報拿給警備長看，他聳了聳肩膀：“蝸牛爬路……等我們接到通知，怕是要下雪了……”他還提醒我們該出院了，要我們給自己找個過冬的住處：“你們要找個牆上沒縫的屋子。這兒的冬天可夠受的。”
正式電文在次日到來。警備長或許不會馬上告訴我們這件事情的，但在他上班之前，兩位姑娘對我們說起這份電報，她倆一位是電報員，一位是收發員，奧·曼已經與她倆聊起天，開起玩笑。我們前往警備長辦公室，長時間地等待“主人”。他當著我們的麵讀了電報，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你們的親戚幹的吧？……我哪裏曉得！”他一連兩三天不放奧·曼走，這讓我們很是焦急，直到他最終等到來自莫斯科的一份電文，確認前封電報的確是政府公文，而非由他負責看管的這位流放犯人那些機靈的親戚們之偽造。他立即把我們叫過去，讓我們選擇一座城市。必須馬上作出決定，警備長堅決要求我們這樣做，因為電報上並未讓他給我們留下思考的時間。“馬上決定！”他說道，於是，我們便在他的注視下選擇居住城市。我們不了解外省，在十二個禁止居住的城市之外，在那些同樣不許落腳的地區之外，我們沒有一位熟人。奧·曼突然想起，塔什幹大學的生物學家列昂諾夫曾誇讚自己的誕生地沃羅涅日。列昂諾夫的父親是沃羅涅日的一名獄醫。“誰知道呢，或許還需要一名獄醫。”奧·曼說，於是我們選中了沃羅涅日。警備長開具了證書。事情的突然轉折讓他大為吃驚，也就是說，此案的重審速度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這使他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客氣，他讓公家的馬車拉我們的東西去碼頭。我們租不到私家馬，因為私家馬已被不久前進行的集體化運動劫掠一空。在最後一刻，警備長祝願我們萬事如意，看來，他甚至把我們當成了“自己人”，因為他成了“自天而降”的奇跡之最初的見證人之一……
然而，那位女管理員卻相反，她完全失去了對我們的信任。能得到如此關照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默默的責備。她當然能認定，奧·曼做出了某些可怕的效忠舉動，否則“他們”是不會放他出魔爪的，一如他們從未放出任何一位深陷魔爪的人。女管理員的經驗比我們豐富，在我們這個國家，人們養成一種奇特但卻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心主義，即他們隻相信自己的經驗。對於她來說，奧·曼是“自己人”，可三年之後她已經明白，遠非所有的流放犯均可歸入“自己人”範疇，對流放犯也應當守口如瓶。意外獲得寬恕的奧·曼（對於切爾登的流放犯來說，被流放至沃羅涅日就像是步入天堂），在她看來已成為一個陌生、可疑的人。我想，切爾登的流放犯們在我們離開之後會長時間地回憶，想想有沒有在我們麵前說過什麼危險的話，他們會展開討論，討論我們是不是被專門派去打探他們的思想和秘密的。不應該生那位女管理員的氣，我若處在她的境地也會那麼想。相互信任的喪失，是社會在我們這種專製統治下出現分裂的第一個征兆，而這正是我們的領導人們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