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在這裏，同樣是在粟的問題上，孔子對冉子和原思的態度截然相反：一個想多拿點，孔子不許，還提出了批評；一個不想要，孔子反而鼓勵安慰他。原來，對於財物的用度，孔子有一條標準，叫做“周急不繼富”。日子能過得下去，更多的財物實際上沒有多大意義；日子過不下去時，哪怕是一點點的東西，也顯得多麼重要。這一條“周急不繼富”的財物用度標準，對我們今天仍然有很好參考作用。在物質尚不十分充裕的情況下，如何使用財物，也是對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通常說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錦上添花的事情，鋼要用在刀刃上，也是這個意思。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述而第七》）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子罕第九》）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第三》）由這幾段話可以看出孔子是提倡節儉精神的。但是，孔子的節儉並不是吝嗇鬼或守財奴的作派。他的節儉是以合乎禮、合乎社會道德為前提的。如奢導致了不孫，因為鋪張、排場，讓人覺得很不謙遜，甚至有點不可一世的派頭，這是人們反對的，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而儉呢，而讓人覺得很固陋，一點也不瀟灑氣派，甚至可能讓人瞧不起，但它並沒有違反社會的道德。通過權衡利弊，孔子選擇了儉而固，舍棄了奢而不孫。
當禮與儉發生衝突時，孔子也不是死守住教條主義，而是與時俱進地發展了禮的理論。比如戴帽子吧，以往的麻冕是合乎禮製的，但現在大家都戴絲質的，比麻的便宜了許多，那麼就遵循大家的意願吧。因為無論是麻的還是純的，隻要都是帽子，也還是合乎禮的，所以也純，從眾吧。不過，沒有花錢的一些禮節，還是莊重嚴肅好。
對於某些必要的用度，還是要堅持下來，盡管形式服從內容，但絕對沒有脫離形式而孤立存在的內容。如告朔的儀式，一定要有羊，如果連羊也不要了，那麼就無告朔可言了。現在我們儀式盡管逐步簡單化了，但是一些“意思意思”的做法還是要的。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述而第七》）禹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理由是禹在食、穿、住三個方麵的態度：自己吃的差些，但不能對祭祀馬虎應付，平時閑居可以穿得樸素些，但行禮時卻要大方美觀，自己住的地方可以小一點，但為百姓興修水利卻要盡心盡力。
（三）多寡有度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尤其是對財物占有的欲望更甚，因為財物確實是人得到幸福的物質基礎和必要條件。但是，人的幸福並不等同於財物。那麼財物的多少到底有沒有一個限度？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法回答的。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第一》）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十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十三》）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者，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十五》）孔子所推崇的君子應當是謀道不謀食者，然而也不完全否定衣食住行之類人之所必需，盡管可以君子食不求飽，但至少是可以有的食，足以維持生命；盡管可以居不求安，但肯定要有個住所，權且遮風擋雨。雖然可以追求謀道不謀食的境界，然而必不可少的條件還是庶與富的物質基礎。現在我們一談起義利觀的時候，通常是肯定前者而否定了後者，這不免讓人看出“吃飽了撐著”、“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假道學的嘴臉。
（四）貧窮何處如前所說，孔子在討論義利觀時，是在討論一種關係，子曰：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不是把義與利生生地割裂開來。如果說孔子有所取舍的話，那也隻是各自對立麵之間的取舍，如義與不義之間，孔子顯然是取義而舍不義的，他並沒有說我餓著肚皮我痛並快樂著，至少也要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然後才“樂亦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