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尼克鬆也告訴中國客人，他不認為美國應該製裁中國和孤立中國，他相信中美之間“繼續保持密切的和建設性的關係，雙方平心靜氣地討論他們的分歧並尋找共同點”符合兩國的利益。他又回憶起他在1972年對中國的訪問，和從那之後中國經濟的進步、開放後的變化以及對世界的影響。最後，他說：“冷戰時期，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擔心，擔心蘇聯的侵略。今天我們需要滿懷希望的新的經濟刺激來幫助我們走到一起，希望就是更繁榮與更和平。”他雖然強調中美兩國是一種彼此都需要的關係，不過他的言語之外也暗示，中國需要美國更甚於美國需要中國，這也是當時大多數美國人的看法。
1991年10月1日，尼克鬆與回國述職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討論關於中美關係的問題。李潔明把中國領導人分成3類：一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不朽的人物”；二是強硬的當權派；三是“代表著中國的未來”的改革派。尼克鬆認為這是“可怕的分析”。他擔心的是一旦中國老的一批領導人死後，中國反對改革和支持改革的人會出現權力鬥爭。而“軍隊遲早會站到人民一邊，就像在‘天安門事件’當中，以及和蘇聯的情況一樣”。在回答為什麼中國沒有進行政治改革，而共產主義還能存在的問題時，尼克鬆說，如果讓人民選擇投票和食物，人民總是會選擇後者，但當這些溫飽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之後，人民就會“起來”要求投票權，因此政治自由最終是無法避免的。實際上，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條件，在他們得到了電視、電話和其他消費品以後，在下一個20年裏就會要求政治上的改變①。顯然，尼克鬆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期待，並希望在新的領域發揮新的作用。美國新一代領導人的上台又給了他新的機會。
①Crowley，Nix0n in Winter，pp. 173 -174，pp. 176 -177；CNN News Transcript，January 8，1992.
三、尼克鬆與克林頓
布什總統在任滿4年以後，沒能連選連任，而“二戰”後出生的美國新一代領導人比爾·克林頓登上了政治舞台。克林頓的政治經驗比較淺，他的美國南部州州長的經曆使尼克鬆感到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向他獻計獻策。
克林頓在進行總統選舉時，曾竭力在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他的這些表現和他比較弱的外交政策顧問班子讓尼克鬆感到，盡管他們是不同黨派的，他也能夠向克林頓施加影響。在尼克鬆的眼裏，克林頓被“一群無知的人”包圍著，這些人隻會嚷嚷著：人權！人權！卻提不出任何具體的方針和策略。尼克鬆擔心克林頓會使美國的對華政策走進死胡同，並把中國的問題弄糟，甚至退回到1972年以前的狀態。尼克鬆擔心克林頓會采納加利福尼亞州女議員南希·佩羅斯的意見，她提出鑒於中國的人權狀況，堅決反對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尼克鬆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還不足以嚴重到要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並撤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尼克鬆說美國應當繼續向中國提出改善人權的問題，但也明確提出隻強調人權問題，不能解決中美關係的全部問題。
正是覺得克林頓身邊沒有一個人能夠提醒他不要采取極端的路線，尼克鬆希望向克林頓提出他的建議，並成為克林頓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謀。尼克鬆也知道他和克林頓不是一個黨派的，甚至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思想觀念有很大的差別，但他還是希望克林頓能夠接受他的建議。他認為克林頓雖然不夠成熟，會犯錯誤，但勝在年輕，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強，速度快。所以，就在1992年克林頓競選獲勝後，尼克鬆立即向克林頓靠攏，向他遞交了一份手寫的報告，希望借此機會“通過祝賀他進行了一次出色的競選並大獲全勝而（與他）建立起直接的溝通渠道”。之後，尼克鬆又設法“建立與他的積極的工作關係”①。由此可見尼克鬆迫切的心情。
1993年3月2日，尼克鬆欣喜地接到了克林頓總統的電話，進行了他們的首次交談，在這次40分鍾的談話中，克林頓隻用了約1/3的時間討論外交政策，主要是關於俄羅斯，也談到了中國。克林頓告訴尼克鬆讓中國領導人知道他是一個“好小子”，而且他很在乎中國人對他的看法②。3月8日，80歲高齡的尼克鬆到白宮會見了克林頓總統，他們的會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這是一周前的電話交談的繼續，而且還是一次沒有記者在場的私人會晤。克林頓希望從尼克鬆那裏多了解一點關於俄羅斯的情況，因為他即將於4月3日至4日在加拿大的溫哥華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舉行首腦會談。而尼克鬆當時也在不久前剛剛對俄羅斯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訪問，並與葉利欽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因此，克林頓希望了解尼克鬆對葉利欽的個性的判斷，了解葉利欽所麵臨的政治問題，以及詢問尼克鬆西方應當給予俄羅斯什麼樣的金融和技術援助以幫助俄羅斯進行經濟改革。克林頓讚同尼克鬆關於美國應該立即援助俄羅斯的觀點，而且認為尼克鬆所收集的關於俄羅斯的情況很有幫助③。這次會見對尼克鬆確立其在美國政壇上的地位又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