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知道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家利益方麵都有著巨大的差異。他承認，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他還是希望美國能夠影響中國的未來。一方麵，他強調美國必須謹慎，“在中國自身已經準備這樣做之前，不要試圖強行變革”。但另一方麵，他認為美國“應為讚同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人提供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盡管如此，尼克鬆還是知道“中國將進行改革，但變革必須由中國人自己進行，用他們自己的方法，符合他們自己的傳統，按照他們自己的步伐進行”。基於這些理由，尼克鬆認為美國可以在四條戰線上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這四條戰線一是增加美國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二是培育中國的“和平演變”；三是讓中國為其在地緣政治中不負責任的行為付出代價；四是增強台灣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在台灣問題上，他強調美國在“不應當改變其政策的基礎支柱”的同時，也“可考慮適當的步驟”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如讓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①。從以上可以看出，雖然尼克鬆有些觀點是有價值的，但其中的混亂和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
尼克鬆的第十本，也是最後一本書《超越和平》是在他去世以後才出版的。書中闡述了他對冷戰後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的看法。他指責所謂“共產主義失敗論”降低了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堅持如果美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有強有力的國內政策，因為國內政策依托一個和平的世界和健康的國際經濟秩序。他再次重申美國應當成為世界領袖，並保持與其責任相符的軍事能力。他也談到美國的國內政治。在中國問題上，尼克鬆沒有提出什麼比過去新鮮的觀點，不過是重複他對中國現狀的關切，但盡量避免對將來的預測。
①Nixon，Seize the M0ment，pp. 173 -181.
相比之下，曆史學家南希. B.塔克的觀點則明智得多。塔克認為，中美關係中“最持久的傳奇”之一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是一種特殊的關係”。事實上，“中國總是次重要的......它之所以重要僅僅是因為我們與其他國家所出現的危機”。在20世紀末，“隨著蘇聯解體，沒有了一個新的明確的敵人”，美國“第一次”不得不“要從它自身的角度去與中國打交道，並決定中國是否符合美國對新的世界秩序的概念”。她還認為，“美國人應該放棄病態基礎上的假想，即他們能夠從內部改變中國”。她認為需要重新思考中美關係，以“找到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真正互動的共同的基礎，使中國和美國都能彼此看清，而不要受到第三者和其他危機的影響”①。尼克鬆的“務實的理想主義”雖然保持了他過去所堅持的現實主義的立場，把中國看做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關鍵的因素，但同時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狂熱，重新拾起了“和平演變”的旗幟，希望按照美國的願望和美國的模式改造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冷戰的思維。
五、蓋棺能夠定論嗎？
1994年春，尼克鬆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但他還是那麼忙碌。在他去世前一個月，他還去了俄羅斯，觀察那裏的政治情況。從俄羅斯回來以後，尼克鬆在華盛頓作了一次演說，不用講稿，一口氣講了一個半小時，講完之後他得到全體起立的尊敬和熱烈的掌聲。當尼克鬆病重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慰問電湧向他在紐約的病房。
1994年4月22日，尼克鬆逝世，終年81歲。美國媒體對此進行了大量報道，並給予尼克鬆很高評價。《新聞周刊》的評論是：“每一次倒下後，理查德·尼克鬆似乎總是能反彈起來，又投入到美國的社會生活中。最終，他的死不僅使種種嘈雜的聲音消散，而且使尼克鬆得到了他渴望的東西：尊敬。”《時代》周刊的評論是：“其他的美國政治家們來了又去了，但尼克鬆總是能走了再回來，以其非凡的耐力，他不愧是戰後時代最重要的人物。”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