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對國際事務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他對中國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參與或影響了半個世紀中幾乎每一次美國的對華政策。他任美國總統期間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成就，也是他的中國觀的集中體現。冷戰期間兩件最有影響的事情莫過於60年代的中蘇分裂和70年代的中美解凍，也是對尼克鬆的中國觀有最大影響的兩件事情。
尼克鬆對中美關係做出了突出貢獻。70年代的中美關係解凍，為中國走向開放創造了國際條件。1989年，當中國再一次麵臨危機時，尼克鬆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為中美關係的繼續發展付出了努力。他在處理中國事務方麵表現出來的希望通過交往、溝通、協商來解決問題的做法是值得讚賞的。
尼克鬆對中國的認識是一個十分複雜和曲折的過程。總的來說，尼克鬆是一個保守派，一個反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樂觀派，一個理性的現實主義者，他的成長決定了他的意識形態，他的經曆影響了他的政策和主張，他的性格製約了他的發展，最終使得尼克鬆成為一個極其特殊的矛盾的混合體。尼克鬆的中國觀也就是在這個混合體中不斷變化的。
尼克鬆對中國的認識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綜觀其一生，他的中國觀既有戰略上的延續性，又有策略上的變化性，既有原則上的恒定性，又有行動上的靈活性，既有政治上的功利性，也有思想上的使命性。尼克鬆的中國觀的變化可以說是從簡單的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發展到尊重客觀實際的現實主義態度的過程。早年，他與當時的許多美國人一樣，把共產主義視為洪水猛獸，把中國看成是以蘇聯為首的邪惡的共產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是對自由世界的極大威脅。加上政治功利主義的動機，他以反共鬥士的形象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並獲得了一次次政治上的成功。中蘇關係破裂以後，尼克鬆接受了地緣政治的理論，相信中國可以成為遏製蘇聯的重要砝碼，改善中美關係有利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國家利益。他也認識到頑固堅持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無助於解決任何現實問題。於是，在總統任期內，尼克鬆與中國領導人一起，打破了彼此長達20多年的敵對與隔閡，共同寫下了兩國關係輝煌的新篇章，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尼克鬆的對華政策以其開創性的業績，為後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達成了許多原則性的共識。因“水門事件”離開白宮以後，對華政策成為尼克鬆追求政治上的複活的重要武器，同時，他的中國觀也得到一次次修正，而呈現出新的變化。他的某些觀點超越了政治功利主義，從國家關係的角度來看待中美關係，但他以現實主義為主的中國觀又摻入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成分，提出所謂的“務實的理想主義”，強調用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去影響中國的未來。引導美國的對華政策和提高自己的曆史地位，是尼克鬆晚年的中國觀的基石。
正如尼克鬆複雜的性格一樣，他的中國觀也包含著許多複雜的因素，充滿矛盾和困惑。他常常徘徊於理性思考與感性知覺之間，不知所措。尼克鬆並不像一些人認為的是盲目“親華”，也不是如另一些人認為的一味“反共”，他的觀點總是處於矛盾和混亂之中。其中一些觀點不乏真知灼見，但有一些也未必正確。而他所有的立場和觀點始終圍繞著兩個主題：一是他個人的政治利益，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尼克鬆的觀點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它反映出半個世紀中美國社會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美國人對中國問題的了解。尼克鬆的中國觀的混亂和矛盾也反映出美國對華政策的混亂與矛盾。政治家不能僅僅為自己說話，要得到選民的支持，他必須代表著一定的民意。尼克鬆中國觀的變化是美國國內政治和國際形勢變化的體現。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尼克鬆中國觀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