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求對這個從未放棄為自己說瞎話的人更嚴厲的評價”。如曾經是約翰遜總統時期的司法部長的拉姆齊·克拉克認為，“平心而論，他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點的領導人，由於他總是孤寂、感到不安全，他好戰，有報複心理，所以他隻能讓人鄙視”。曾經寫過一本關於“水門事件”的書的威斯康星大學曆史學家斯坦利·庫特勒為獲準使用尼克鬆的有關文件費過很多周折，他說他相信“曆史性的批判的眼光將擦掉當前那些對尼克鬆的正麵的懷舊性的評價”。他認為尼克鬆花了20年的時間，試圖擺脫“水門事件”，但是，無論他得到了什麼，他永遠是第一位因為醜聞而辭職的美國總統②。
毫無疑問，盡管尼克鬆在外交政策上有重大成就，但“水門事件”永遠是尼克鬆的一個抹不掉的汙點。1993年4月11日，尼克鬆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時候曾說，他會因兩樁曆史性的事件而被人們記住，一是“水門事件”，二是打開中國的大門，一個是壞事，一個是好事③。在他最後的20年裏，尼克鬆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用他做的“好事”去抵消他所做的“壞事”的影響，樹立起國際事務專家的形象和聲譽。
①《人民日報》1960年11月10日，1969年6月20日，1969年11月14日，1994年4月8日。
②L0s An eles Times，April 23，1994.
③Crowley，Nix0n in Winter，p. 159.
自離開白宮以後，尼克鬆不可能再直接參與政府的外交決策，但是，他總是利用一切手段去影響政府的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新關係是尼克鬆最為自豪的成就，也是他重返政壇的一個支點。他總是希望以新的中美關係開山鼻祖的身份，引導美國的對華政策。尼克鬆向政府施加影響的方法一是直接向美國總統及其幕僚獻計獻策，事實上，他之後的5位美國總統都向尼克鬆谘詢過外交問題或接受過他的建議；二是通過演講、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離開白宮以後，尼克鬆總共寫了9本書，還有大量的文章，表達他對世界形勢和國際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美關係或美國對華政策的見解；三是充當美中兩國政府的中間人，頻繁地來往於兩國之間，與雙方的最高領導人保持密切的聯係，起到了一般人難以起到的作用。離開白宮以後，尼克鬆共6次訪問中國，這些訪問不僅對他自己重返政壇有很大作用，而且有益於兩國關係的發展。美國總統看重尼克鬆的經驗和意見，中國政府則視尼克鬆為“老朋友、好朋友”，並坦誠相待。尼克鬆一方麵希望他所開創的中美關係能夠繼續前進，另一方麵，美國對華政策的成功也有助於他複活於美國政壇。
尼克鬆確實成功了。如《時代》周刊的評論員詹姆斯·格斯騰藏所指出的，尼克鬆“在政治上起死回生，成為了受人景仰的資深政治家”。盡管還有很多人不會原諒尼克鬆在“水門事件”上的過錯，他們也認識到，尼克鬆“作為一個在外交政策上十分精明的人，在全國性的舞台上收複了失地”。他的外交成就，特別是他的對華政策，得到普遍好評，“為他贏得了喝彩，即使是自由派的批評者也不例外”①。
①L0s An eles Times，April 23，1994.
如果說尼克鬆的外交成就基本上獲得了認同，那麼對於他的個性和道德水平則分歧嚴重。尼克鬆到底是一個狡詐的、不擇手段的政客，還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呢？一般來說，所謂政客就是指“從事政治投機，玩弄權術，謀取私利的人”。而政治家則是“有政治見識和政治才能並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多指國家領導人”。中外各國對此定義基本一致①。
判斷尼克鬆是政客還是政治家，必須從他一生的政治活動來看。曆史學家們已經做出了他們的評判。1994年4月24日，約翰·赫伯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關於尼克鬆的政治生涯的一篇長文章。他認為尼克鬆是“他那個時代最令人困惑又最令人著迷的人物”。在幾十年裏，他在美國人中間“激起了互相衝突的感情”。不少人恨他，“因為他們認為他是靠蠱惑人心和詆毀對手而攫取了權力”，但同時也有不少人“認同他的卑微出身，他敵視知識分子、自由派人士、社會主義者及其他人的態度”。赫伯特認為，尼克鬆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係列的矛盾。他一方麵在言行舉止上貌似繼承了清教徒克勤克儉、吃苦耐勞的傳統，但另一方麵他“粗俗、不守道德、戀權”。他是“一個很複雜的綜合體”，他“生活在懸崖邊上，靠的是技巧、決心和一些好運氣來支撐”。並且，“沒有哪一個公眾人物（像尼克鬆那樣）受到這麼多的公開的觀察、研究和心理分析，可是也幾乎沒有人能夠說了解了他”。赫伯特相信，尼克鬆“沒有一個固定的意識形態，在政治上沒有一個特定的位置。他是一個孤獨的人，與其他共和黨領導人也沒有持久的同盟關係”。尼克鬆的敵人是自由派人士、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所以，赫伯特認為，“無論他在政治上打了多大的翻身仗，無論他在國際事務上是如何積極，尼克鬆先生從來沒有逃脫過”“水門事件”這一“廉價的政治盜竊案”的陰影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