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以前寫後漢(東漢)史書的很多，他采摘眾家之長，編成紀傳九十篇，擬再作十誌，未及寫成。梁時劉昭取晉人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誌補入範書，就成為現在刊行的《後漢書》。
範曄對於史事的整理是有成就的，發展了曆史編纂的方法。他根據東漢一代常出現太後聽政的現象，特為皇後立紀，對部分列傳采取以類相從的方法，如創立“黨錮”、“文苑”、“方技”、“列女”諸傳，便於因人見事，反映一些特殊的曆史現象和問題，使史書富有時代特色。在敘述史事時，繼承和發揚了史家“寓論斷於序事”的傳統，有意識地反映自己的政治觀點，這種史筆對當時的現實社會是一種有力的諷刺。《後漢書》還采取傳前作“序”、傳後寫“論”的辦法，抓住關節，言簡意賅地進行評述，給予曆史現象以明確的論斷。這樣的“序”和“論”(包括“讚”)在《後漢書》中占重要地位，往往成為著名的史論。如《宦者列傳》的序論對宦官得勢的由來進行條分縷析，指出由於他們特定的地位，並具有“真邪並行”的手腕，容易贏得少主、女主的信任，勢力日漸擴張，終於控製政權。範曄不可能認識宦官專權是封建專製的派生現象，可是他根據現實各方麵的依存關係，分析宦者之禍的直接原因，這種史學方法是可取的。範曄又是個無神論者，通過作史立傳宣揚唯物主義，表現出背離正宗思想的戰鬥精神。
《後漢書》的文筆簡練生動，議論部分又具強烈的抒情色彩，文氣疏暢，音節和諧。《後漢書》正是他文學主張的實踐。由於內容充實，論述精到，既具史家識見，又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因此書成後，各家俱廢，與《史記》、《漢書》同譽為“三史”。
劉勰與《文心雕龍》
劉勰(公元465-約523年)，文學理論家，字彥和，一生經南朝的宋、齊、梁三個朝代，曾長期投靠南京附近定林寺的著名學者僧佑，學習佛學和儒家經典。到梁朝才進入仕途，曆任奉朝請、東宮通事舍人等職，深為蕭統(昭明太子)所器重。後來在定林寺出家為僧，改名慧地，次年卒。
《文心雕龍》是劉勰最主要的著作，完成於南齊末年，當時劉勰僅三十六七歲。全書共五十篇，三萬七八千字。據作者在《序誌》篇中所說，書名“文心”，是“言為文之用心”；又稱“雕龍”，是因“古來文章，以雕褥成體”，書名意為“文學思想研究”。
從第一篇《原道》到第四篇《正緯》，是全書的總論，首先提出“文原於道”的原則，其次說明寫作必須學習儒家聖賢的經典，最後指出“緯書”(漢朝人混合神學附會儒家經義的書)的不可信。
從第五篇《辨騷》到第二十五篇《書記》，分別討論了騷、詩、樂府、賦等三十五種文體，詮釋每種文體的名稱和特征，說明它們的起源和演變，評論作家作品的優缺點，指出寫作的方法。
從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九篇《程器》，深入分析了有關創作和批評的重要問題，係統提出了自己關於這兩方麵的理論，是書中的核心部分。
《最後一篇序誌》，是全書的序或跋，說明這部書的名稱、寫作動機、基本內容以及作者對過去文論的意見和對後代讀者的期望等等。
劉勰寫《文心雕龍》，是因為他重視文學的作用，深信文學作品可以闡明儒學，有益致教；另外也是因為當時不少作家走上了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歧途，感覺到評論家有責任加以糾正。他認真總結了前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經驗，認為文學須有社會政治內容；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應該並重，而內容尤為重要；並認為文學的演變發展，都與時代政治有關。他主張寫作應以《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做典範，其次應學習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
《文心雕龍》的注本有清代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和今人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範文瀾的《文心雕龍注》。
鍾嶸與《詩品》
鍾嶸，字仲偉，是南朝梁代的文學批評家，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齊時，官至司徒參軍。入梁後，曆任中軍臨川五行參軍和衡陽王、晉安王記室。
《詩品》約寫成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後，是我國早期係統評論詩歌的專著。書中對漢、魏至齊、梁各代詩人的創作，進行了全麵的評述。根據成就的高低，把一百多位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並指明其藝術淵源來自何處，所作詩歌有何特色。書中“總論”部分，闡發了作者自己的文學觀，認為詩歌產生於客觀現實對人的心靈的觸發與感召，強調作品的社會意義，主張詩歌創作應講究“風力”和文采，要“有滋味”，反對堆砌典故和拘限聲律。這些見解非常精當，有改正時弊的作用。但在具體品列詩人等第時，不免有某些失誤之處。
題名《詩品》的著作，另有唐末司空圖用韻語形式寫的論詩專著。但該書是著重探討、論述詩歌創作中的各種風格及其特征，所以又稱《二十四詩品》。
酈道元與《水經注》
酈道元(約公元466-527年)字善長，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涿鹿(今河北涿州)人。曆任荊州刺史、禦史中尉等職。為政素稱嚴猛，得罪權豪，被遣至政局動蕩不寧的隴西任關右大使，途中為雍州刺史蕭寶夤派人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