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是《史記》以後又一部重要的紀傳體史書，開創了斷代史體例。全書計十二帝紀、八表、七十列傳，共一百篇。記載自漢高祖元年(公元206年)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曆史。
班固寫《漢書》乃受詔而作，因此，他的立場基本上站在封建統治階級方麵，強調帝王正統，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以儒家思想為依據，缺乏《史記》那樣強烈的批判精神。但班固撰修時，能博采群書所長，比較重視客觀史實，而且也有同情人民的一麵，所以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當時社會的種種矛盾，暴露統治者的凶暴殘酷。像《霍光傳》表現外戚與皇權之間的鬥爭，《龔遂傳》反映農民的饑餓與暴動，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漢書》在文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它的語言嚴謹、整齊，帶有駢偶成分，在描寫人物、敘述史事方麵也有較高的藝術成就。
陳壽與《三國誌》
陳壽(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晉史學家，原為蜀漢文臣，入晉後，官至治書侍禦史。所著《魏書》、《蜀書》、《吳書》，北宋時合為一書，改為《三國誌》。
《三國誌》記述自黃巾起義(公元184年)至晉滅吳統一天下(公元280年)近百年間的曆史。在陳壽以前，關於三國的史書隻有國別史，這百餘年間的史事頭緒紛繁，陳壽雖分別編寫為《魏書》、《蜀書》、《吳書》，卻能夠從總攬全局的角度處理，顯示出特異的史才。他以曹魏的幾篇帝紀總錄這一時期曆史上的大事，又以魏蜀吳三書分寫三國鼎立的始末。具體事件的敘述則采取互見法，如殺董承事，在《魏書·武帝紀》中極簡略，而於《蜀書·先主傳》中則詳述內情。所以表麵看是三書，實際上卻是經過精裁密縫的統一體，於斷代史中別具特色。
《三國誌》有實錄精神。陳壽的父親曾被諸葛亮處刑，而《蜀書》中對諸葛亮卻推崇備至，高度評價其一生業績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但對失街亭及“將略非其所長”等也不諱言，既如寫漢魏、魏晉易代之事，雖不得不隱諱，仍不失為實錄。如寫曹操挾漢獻帝遷都許昌，他用史筆點出是董昭等出的主意，又曹操受命為魏公、魏王“皆昭所創”。寫司馬氏受禪代魏，隻在《魏書·三少帝紀》中說“如漢魏故事(像曹魏代漢的舊例一樣)”，隻此五字，足以令人深思。當然，個別記述上也未免有失實局限之處，如《三國誌》中將三國的鼎立和蜀漢的失敗都歸之於天命，宣揚了皇權神授的觀點。此外，對曆史人物偏於品評他們的氣量才識，而削弱了對其曆史作用的分析評價。
《三國誌》成書早於範曄《後漢書》。後人因推重陳壽的史學和文筆，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外，加上《三國誌》合稱“前四史”。
南朝劉宋時裴鬆之曾為《三國誌》作注，是研讀《三國誌》時必不可少的輔助。
幹寶與《搜神記》
幹寶，字令升，新蔡(今屬河南)人，東晉史學家、文學家，生卒年不詳，元帝時以佐著作郎領修國史，著《晉紀》，時有良史之稱。由於當時社會形成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風氣，一些文人往往引經史舊聞來證明鬼神報應的靈驗，幹寶也不例外。他據百家古籍，收集了許多古今神怪故事，編成筆記體小說《搜神記》一書。原書已佚，現在流傳的二十卷本是由後人從《法苑珠林》、《太平禦覽》等書輯錄而成。
《搜神記》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一些優秀的民間傳說，雖然帶有神異色彩，卻有很強的現實性，借助非現實性的離奇情節，強烈地表達人們的愛憎和願望。如《韓憑夫婦》寫韓憑夫婦雙雙被宋康王逼得先後自殺，分葬兩塚，結果墳上各長大樹，枝葉相交，又有鴛鴦交頸悲鳴樹端，頑強地實現他們“死同穴”的誓言。這些故事裏的浪漫主義情節有助於主題的深化，體現了民間傳說的特色。又如《李寄斬蛇》歌頌少女李寄勇敢機智除害安民，還有一些寫男女為爭取愛情幸福而鬥爭的故事，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在魏晉眾多的誌怪小說中，《搜神記》是最好的一種。雖仍是收集資料式的整理記錄，非有意寫作小說，但已明顯擺脫“殘叢小語”的狀態。《李寄斬蛇》、《韓憑夫婦》等更有了一些人物描寫。這些作品都已開始了虛構和想象，有了明確的主題，屬小說的雛形。
範曄與《後漢書》
範曄(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浙川東)人，南朝劉宋時史學家。曾任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年以罪降宣城太守，在任所著《後漢書》，後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參與統治階級內部皇位之爭，被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