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批詩人本無流派之名，而且也不願開設門戶。姚燮有詩雲：“昔以道性情，今且竟門戶。其才雖足欣，其息已非古。”（《論詩四章與張培基》）並無標榜之心。我們之所以把這些創作傾向並不一致的許多詩人集合起來研究，主要是為了大體上將他們與桐城派和學宋派區別開來，同時又不至於使我們的研究對象顯得過於零碎散亂。盡管他們有著不同的創作傾向，但異中也有所同，除了不以流派相標榜以外，這批詩人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注意表現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他們都有相當深入的描述。
這批詩人中較早最尖銳地揭露清王朝內裏腐敗、國運衰微的是龔自珍。龔自珍懷有經世大誌，所謂 “少年攬轡澄清意 ”（《己亥雜詩》）。又深受戴震學派、浙東史學、常州公羊學的影響，尤其是浙東史學、常州公羊學都以人事和時政作為治學的方向和歸宿，所以龔自珍特別關心時政民生。魏源概括其一生所學而謂：“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書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定庵文錄序》）經世濟時是龔自珍治學的核心。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發不可牽，牽之動全身。 ……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宗周若蠢蠢，嫠緯燒為塵。所以慷概士，不得不悲辛。”（《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正是出於對社會人生的強烈責任感和深切的憂慮，龔自珍也要求文學能幹預時政，“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上大學士書》）在龔自珍看來，沉沒於下位的士大夫，沒有行政的權力，就隻能以 “立言 ”的方式匡世濟時。當然所謂 “昌昌大言 ”不僅僅是指文學，但文學也應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龔自珍受浙東史學的影響很深，他在《古史鉤沉論》中集中地發揮了章學誠 “六經皆史 ”的觀點，認為詩即是史，所以應該以時世為指歸。“安得上言依漢製，詩成待史佐評論。”（《夜直》）這就是龔自珍的詩學功用觀。但是，同是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龔自珍與宋大樽、潘德輿等從正麵強調倫理之用是完全不同的。對清王朝日趨沒落的深刻洞察，結合著公羊學的 “三世 ” 說，使龔自珍不再停留在正麵教化的水平上，而轉變為社會批判。在“瞞”和“騙”的世界裏，作為社會精英和良知的知識階層業已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苟且偷生。“仆妾色以求容，……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議，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古史鉤沉論》四）但龔自珍仍然保持著獨立的批判精神。本於強烈的 “憂天下 ”之心，他希望通過對社會陰暗麵的大膽揭露和批判，以“教訓其王公大人”（同上），從而改弦更張，變法圖強。在龔自珍看來，“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墮，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著議第七》）但是深刻的悲劇在於，即使有著獨立批判精神的龔自珍，他的 “改革”、“更法”，也不可能有新的內容，無非是 “宗法、限田、均田之類的陳舊的複古空想和注意人才、越級升擢、整頓貪汙、廢除跪拜等等相當枝節的補救改良。這一套基本上並沒有跳出封建正統思想體係治國平天下的圈子。”（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十九世紀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研究》）龔自珍自己也承認：“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己亥雜詩》）他對君主專製的責疑也同樣沒有超出明末清初黃宗羲和唐甄的思想水平。對社會陰暗麵的揭露和批判也沒有導致他背叛清王朝，相反對於農民起義他同樣持反對態度，而且希望用詩歌去感化他們。他在《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中說：“今之世，有窮陬荒濱，貊鄉鼠壤，悍頑煽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間歲上聞，為支末憂。謂宜有文臣，附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為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間。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顙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祝聖清千萬年，俯祝雲礽之遊其世者。”而且即使在他被迫離京出走以後，還時時 “默感玉皇恩 ”（《己亥雜詩》），仍然眷戀著朝廷的恩典，《己亥雜詩》之六雲：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由此可見龔自珍還不能算作為清王朝的叛臣逆子。而他所歎息的是：“我有心靈動鬼神，卻無福見乾隆春。席中亦複無知者，誰是乾隆全盛人？”（《秋夜聽彈琵琶》）清王朝的盛世已經一去不返，然而封建盛世卻仍然是龔自珍的政治理想。我們不能因為他對清王朝陰暗麵的無情暴露和批判而過分拔高他的思想覺悟，龔自珍畢竟是一個深受傳統教育的封建士大夫。即使在他用危言讜論震驚朝野的時候，也看不到平民百姓的力量。他認為在盛世，“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凡有用之士才，鹹為朝廷所用，故朝廷之外隻剩下村氓鄙夫，雖“虎豹食之，曾不足悲”。而到了衰世，“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傑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於是 “百寶皆怨”，“古先冊書，聖智心肝”，皆遁於山林。如是，則“京師貧”，“山林實”，“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於是 “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參見《尊隱》）。顯然，龔自珍所指的山中之民乃是像龔自珍本人這樣一些有膽識才幹，卻誌不得伸，不為朝廷重用的知識分子，也即是 “逸民”，而非民眾百姓，煽亂之 “悍頑”。龔自珍的言外之意無非是：如果不把像他這樣一些人才選拔出來，委以重任，朝廷就不會太平。這與他在《己亥雜詩》中所說的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精神完全一致，不過更增加了一點警籲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