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也不能因為龔自珍並沒有擺脫傳統思想的羈絆而忽視他對清王朝陰暗麵的揭露和批判。事實上，龔自珍對後來啟蒙思想家的最深刻的影響正是這種尖銳無情的社會批判精神。雖然在龔自珍之前也有不少詩人已經觸及清王朝腐朽衰敗的現實。例如前舉的姚鼐、黃景仁、黎簡、宋湘、舒位、王曇等人的作品。但比較而言，都沒有龔自珍來得廣泛和尖銳。龔自珍不僅在大量的散文作品如《乙丙之際著議》、《西域置行省議》、《京師樂籍說》、《尊隱》、《古史鉤沉論》、《平均篇》、《明良論》、《述思古子議》等名篇中比較集中地揭示了清王朝內部存在的嚴重危機。而且在他的許多詩篇中也同樣展示了一幅清王朝瀕臨崩潰的時代畫麵。如《餺遙》、《詠史》、《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偽鼎行》、《夜坐》、《行路易》、《逆旅題壁》以及《己亥雜詩》中的許多篇章，或從正麵，或從側麵；或直敘或寓言象征；或著眼於經濟，或著眼於政治；或麵向上層，或麵向下層；或內地，或邊陲；或內部矛盾，或民族矛盾。總之是多方麵、多角度、多手法地勾勒了嘉道之際的社會現實，稱得上是一部用詩寫成的生動形象的曆史。
與龔自珍相類似，魏源也同樣懷有經世抱負，同屬於今文學派。但魏源性格內斂，頭腦冷靜，比龔自珍更具有實際的政治才幹，而且好學深思，嚴謹紮實，他的許多經世著作如《籌鹺篇》、《籌河篇》、《籌漕篇》、《籌海篇》、《海國圖誌》、《聖武記》等都比較切實具體，具有實際的政治效用。麵對腐敗的時政，龔自珍抑製不住內心的激憤，常常充滿激情地 “放言高論”，富有濃鬱的浪漫色彩，而魏源則側重於因時製宜，尋求切實有效的辦法，具有務實的傾向。龔自珍更具有詩人的氣質，而魏源則更富有政治家的品格。魏源雖然也主張經世致用，他曾說：“文之用，源於道德而委於政事。”（《默觚上 ·學篇二》）又說：“民之製於上，猶草木之製四時也，在所以煦之，煦之道莫尚乎崇詩書，興文學”（《默觚下 ·治篇十四》）。但是比較而言，魏源的重心在於從正麵 “宣上德而達下情，導其鬱懣，作其忠孝”，以達到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禦書印心石屋詩文錄敘》）的政治目的，與宋大樽、潘德輿等人所持的正統詩教並無二致，因此與龔自珍的社會批判並不相同，而對於後世的感召力、刺激力也遠遜於龔自珍。龔自珍的詩文有很強的情感煽動性，容易使人激奮，所以梁啟超說：“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因其 “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清代學術概論》）。魏源的詩文作品也反映時政之衰敝，如《默觚 ·治篇》、《雜詩》、《行路難》、《江南吟》、《都中吟》、《君不見》、《北上雜詩七首》、《秦淮燈船行》、《金焦行》、《寰海》、《寰海後》、《秋興》、《秋興後》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現了社會的陰暗麵，但在集中所占比重不多，魏源嚐自稱 “昔人所欠將餘俟，應笑十詩九山水”（《戲自題詩集》）。魏源詩文大多不如龔自珍尖銳犀利，“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又痛快淋漓令人激憤。但魏源對海外情況了解較多，視野比龔自珍為開闊，他在《偶然吟》中甚至幻想語言統一，世界大同，“四遠所願觀，聖有乘桴想。所悲異語言，筆舌均恍惘。 ……若能決此藩，萬國同一吭。朝發暘穀舟，暮宿大秦港。學問同獻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黨。繞地一周還，談天八弦放。東西海異同，南北極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囿禹州講”，已具有初步的地球科學知識。當然，出於民族自尊心，魏源還隻想到文化的輸出。但他作《海國圖誌》則要求 “師夷長技以製夷”，已具有向西方先進學習的開放意識。然而魏源身上對清王朝的離心傾向更弱，他不僅著《聖武記》頌揚清王朝的赫赫武功，而且還創作了《皇朝武功樂府》為清王朝歌唱，難怪章太炎要斥之為 “媚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