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在踵事增華與返璞歸真，求新與趨雅的辯證運動中不斷充實著自身，在宋以後，又經過艱難的跋涉，終於在清代又出現了新的繁榮局麵。
如果說在清以前，古典詩歌藝術主要在單體形式技巧方麵發展著自身，並且吸取了散文的手法擴大了自己的表現力。那麼，在清以來一方麵在單體方麵又進一步擴展著自己的篇幅容量，出現了大量的長篇巨製，百韻以上作品屢見不鮮，而且二百韻以上的作品也不乏其例，最長的竟達六百八十八韻（劉師培《癸醜記行六百八十八韻》）。另一方麵又進一步借鑒小說、傳奇和說唱文學中的敘寫手法，豐富自己的表現力。在廣義的修辭方法方麵，也努力開拓構思和想象的空間，間接曲折的表現手法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另一方麵，又跳出單體的限止，以多篇集合的形式來擴大容量，大型組詩有了長足的發展，百篇以上的組詩已不再是罕有的珍稀之物。
而在題材方麵也有了更廣泛的開拓，隨著疆域的開發，邊陲絕域，大漠雪地，怪山奇洞等前所未發的山川景物已大量出現在詩歌之中，而時代生活的發展變化也同樣為詩歌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門戶的開放，許多詩人更把他們的筆觸伸向世界，新名詞、新事物、新文明已越來越多地成為詩歌的表現對象。
而客觀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再一次激發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巨大的抗戰熱情，頑強抵抗與屈膝投降，正義與邪惡，變法與守舊，生存與毀滅之間又一次出現了尖銳衝突，成為詩歌的重要主題。同時又由於近代社會的曆史特點，人們在抗戰的同時又意識到要向侵略的一方學習先進的科技，乃至於政治製度和民主思想。“師夷之長以製夷 ”已成為當時許多清醒的中國人共同的戰略思想，對外的抵抗侵略，是伴隨著內政改革的呼聲一起成為時代最嚴重的至關生死存亡的當務之急。頑強反抗與虛心求學，民族自尊與正視落後，又與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及苟且偷安、賣國求榮交織在一起，糾纏在一起，構成了有史以來最為錯綜複雜的政治現實。所有這些都在客觀上為詩歌提供了從未有過的新內容。激昂慷慨與盲目樂觀，悲憤哀傷與悲觀消沉，憂心如焚與彷徨頹唐，這種種情感也同樣交織成一張斑爛的心靈網絡，籠蓋在詩的王國。清代詩歌容量的擴大，表現力的增強正是對清代社會生活更趨豐富的一種適應。
然而近代以來，仍然是海外新文化逐步輸入滲透進我們這個有著悠久的曆史和龐大輝煌的傳統文化之國家的初級階段，人們還不可能產生完全嶄新的想象世界，這個世界仍然主要地以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為基礎。當然在本世紀以來，隨著海外新文化的洶湧而入，傳統文化正在得到充實和改造，人們的想象世界因此也在逐步得到新的開發。與此同時，或者說在這以前，語言這個文學最基本的細胞也正在逐步發生演變。當然在本世紀以前並未發生質變，而嶄新的創作意識的誕生比語言和想象世界的進展還要晚一些，這需要海外文學藝術形式的新鮮刺激和啟迪。而在新生命的孕育過程中，古典詩歌正在盡力發揮傳統文化培養出的想象力和古漢語的表現力，並努力地在傳統的創作意識中抗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