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的蒙哥馬利退出了現役，然而他不甘寂寞，成為一名周遊世界的國際活動家……在訪問中國時，他稱讚了新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並對盤踞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嗤之以鼻……1976年3月25日，蒙哥馬利走完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旅程，留下身後的是是非非任人評說……
蒙哥馬利在任“聯總”主席時就逐漸認識到，西歐聯盟防務組織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常規力量來對付蘇聯的威脅，原子武器已成為西方防務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原子彈的威力大得多的氫彈的問世，更堅定了他的這種信念。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西歐聯盟需要的是團結，而不是技術優勢。1950年1月，他在向說英語協會發表演講時，便把這個觀點作為演講的主題。到50年代中期，他的觀點發生了變化，與他任參謀總長時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55年10月，他在向皇家聯合軍種協會發表演講時說，未來已顯而易見地掌握在科學家手中。早在7個月以前，在北約的一次軍事演習之後，他對記者們說，核武器將改變戰爭的節奏。常規力量不會被拋棄，但核武器將成為決定未來戰爭的參數。自1945年以來，核威懾戰略便一直是西方用來阻止蘇聯使用其優勢常規力量的主要手段。後來，蒙哥馬利接受了核威懾戰略理論，於是，他與北約和盟國大多數防務專家的看法趨向一致。看法的一致使他更易於同與他打交道的人保持和諧的關係。
但是，在接受核威懾的思想之後，蒙哥馬利卻把它推向了極端。他說，在一次全球戰爭中，隻要對軍方提出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哪怕有一點點的遲疑，都會造成敵地麵部隊席卷北約國家領土的嚴重後果。一旦發生戰爭，將不可避免地使用核武器。他的這番話曾使許多人非常擔心。然而，他在1956年更把使用核武器的問題說得明確無誤，他說：“如果世界上誰敢發動侵略戰爭，我們應該對他們使用原子彈和氫彈，應該以我們所擁有的最厲害的武器和所擁有的一切武器，對他們實施打擊。”
6月1日，丹尼斯·希利在下議院提出質詢，問蒙哥馬利最近在加拿太的講話是否反映了北約的方針。10月11日，蒙哥馬利在澄清他對政治家控製核武器的態度時說：
“就我本人而言，我會首先使用它們，然後再提問題。”
然而，人們對他這些可怕的說法並沒有太認真，因為他已沒有任何權力把他那多少有些天真的想法付諸行動。他的話可以被看做是北約參謀軍官的個人意見，而被置之不理。現在，蒙哥馬利已不能在英國政壇激起波瀾，而隻能引起小小的漣漪。他有關北約政治團結的坦率陳言，並沒有在下議院引起多大反響，隻有他的核威懾觀點，才在那裏引起了一些表麵的驚慌。
可是，在上議院一次小小的爭論中，蒙哥馬利卻成了中心人物。1945年，工黨反對派提議，應該讓蒙哥馬利交出呂訥堡荒原的受降文件。丘吉爾堅決支持由蒙哥馬利保存那份文件，因為是蒙哥馬利元帥本人阻止了這份文件落入美國人之手。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持續了好幾天，蒙哥馬利隻好孤零零地坐在那十分顯眼的貴族席上。丘吉爾使出渾身解數為他辯護。他辯解說，如果未來的將軍每俘虜200萬敵軍就讓他們保留受降文件，這對他們將是十分有益的鼓勵。最後，這個問題中止討論，很可能是欣韋爾在暗中進行幹預的結果。
北約組織機構臃腫，幾個重要司令部的參謀人員多得遠遠超過和平時期的需要。文件之多，無以複加，時間都泡在看文件上，軍官們大多沒有時間思考，影響工作。蒙哥馬利對此十分不滿。有一次，他收到一份報告，隨後便附上一張紙條，送給參謀長。他在便條上寫道：
一、你讀過這份報告嗎？
如果我們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有大獎，我將給它一等獎和一枚奧林匹克金質獎章，以表彰它如此大量的陳詞濫調、陳腐思想、繞來繞去的長句子、許多人都不明白的非常用詞彙以及冗長和累贅。
二、不用說，為北約委員會寫的文件必須表達清晰、語言簡潔、緊扣主題。我們必須講事實，並用事實來說明某種道理。重要的是文件內容的質量，而不是文件的頁數。
三、當討論這份文件時，我希望上帝能出席我們的會議。特別是剩下的465頁如果也像這35頁，我們肯定需要他的幫助。
蒙哥馬利元帥
蒙哥馬利的方法是，司令官提出一個簡單的計劃，然後由參謀人員製定出計劃的具體細節。他過去作計劃時一直使用這種方法，並且非常有效。在朝鮮戰爭期間，一份評估報告估計，蘇聯人可以在5天內抵達英吉利海峽。於是，參謀部準備了一個“短期計劃”，但那個“短期計劃”卻是厚厚的一本書。蒙哥馬利對計劃人員說的第一句話是“它都說了些什麼？把它寫在一張紙上。”計劃人員無法做到這一點。於是，蒙哥馬利宣布，這份計劃毫無用處，必須重新製定。這種刻意追求簡單和明了的做法，對於糾正北約參謀部那種冗長、累贅的文風，是十分必要的。
蒙哥馬利還認識到，如果西方世界要生存下去，西方的團結是必不可少的。歐洲聯盟的大陸國家懷疑英國是否堅定，害怕敵對行動一開始，英國就會盡快撤走它的部隊。因此，蒙哥馬利經常強調西方的團結和國際主義，這有助於驅散他們的恐懼心理。
蒙哥馬利同美國人保持著友好關係，並經常去美國訪問。這些訪問反過來又加深了他在1946年給美國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訪美期間，他拒絕談論北約或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他總是以“那是政治家談論的問題”把提問者拒之於千裏之外。他堅持要去參觀藥店和觀看壘球比賽，並說他上一次訪美時，沒有發現美國文化的這兩種表現形式。蒙哥馬利同他的大多數美國上司相處得很好。艾森豪威爾、李奇微、格倫瑟和諾斯塔德都先後出任過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最高統帥。雖然蒙哥馬利與李奇微的個人關係不怎麼好，但他倆在工作和策略方麵沒有發生過類似他與艾森豪威爾在1944年發生的那種衝突。實際上，他已不再處於能引發這種衝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懾戰略便意味著他總是能與參謀部的其他人意見一致。
在他與美國人的關係中，惟一一次不和諧的聲音出現在1954年。那年12月，蒙哥馬利在美國訪問。當時，為運載新一代戰鬥機而研製的巨型航空母艦“福萊斯特”號剛剛建成下水。蒙哥馬利認為，這種大型艦隻現在已經過時。由於他說話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於眾，結果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但是，當聖誕節過去時，整個事情已被美國人忘得一幹二淨。
蒙哥馬利對北約的主要貢獻在訓練方麵。他是訓練部隊的傑出大師，凡是他組織的演習，不論是為少數高級軍官組織的室內演習，還是為大部隊組織的野外演習，都能針對參演人員的問題找出他們的弱點。他對細節問題的關注有時簡直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1956年4月，他舉行代號為“CPX6”的軍事演習，北約國家300多名高級軍官參加了演習。在3天演習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似乎對軍事問題不怎麼感興趣，但他卻自豪地告訴記者，他已經生產出一種特殊的咳嗽糖，可以減少招待會上的噪音。參加招待會的人吃掉了成千上萬的咳嗽糖，蒙哥馬利也因此可以順利地進行他的活動，而無需浪費時間去發布不準咳嗽的命令。
要組織這些演習，蒙哥馬利不得不經常東奔西走，訪問每一個北約國家。但他喜歡這樣忙忙碌碌，習慣於作某種非官方使節，在大多數盟國他都代表北約最高司令部。他總是同被訪問國家的總參謀長討論訓練和軍事問題，而讓與政府有關的重要軍事問題的討論在另一個層次進行。當他每年大約在同一時間訪問同一些國家時，他的任務已成為一種例行公事。在50年代，北約常用他那種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約的重要政策。1953年9月和1954年9月，他兩度作為鐵托總統個人的客人訪問貝爾格萊德。盡管他們聲稱這些訪問純屬私人性質，但它們明顯地有著重要的國際色彩。這兩次訪問雖然沒有討論任何特別微妙的問題，但卻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關係。後來，蒙哥馬利建議去馬德裏訪問佛朗哥將軍，但北約對待西班牙的態度是複雜的，認為最高副統帥的訪問不會起什麼作用。他的建議遭到拒絕後，蒙哥馬利顯然有幾分惱怒。
雖然他在“聯總”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對他非常適合，但這並不是說某種職務會對他的性格產生深遠的影響。蒙哥馬利是個不善於交際的人。頻繁的旅行意味著他很少呆在楓丹白露司令部。當他在那裏時，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夥伴。如果出去吃飯，他隻願意去英國大使館，並且不常去。
1954年春天，蒙哥馬利參加英國大使館的一次宴會，愛丁堡公爵出席了宴會，法國國防部長勒內·普萊文也應邀參加。當時，奠邊府剛剛陷落，普萊文顯然比較難過。晚宴安排在8點開始，但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為那裏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萊文很晚才到，因為他以為宴會是9點開始。大家在等了將近1個小時之後，便開始吃了起來。誰知大家剛一開始吃，普萊文便趕到了。在這種莊重的場合遲到，使普萊文十分慌張。每個人對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氣，十分禮貌，一切都十分順利。突然，大家聽見蒙哥馬利那細而尖的聲音說道：
“唉，普萊文先生，成為法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的感覺如何？”
頓時，宴會上鴉雀無聲，大家麵麵相覷，難堪得簡直透不過氣來。顯然，蒙哥馬利對自己使別人陷入窘境並不感到內疚。另一次是在玩高爾夫球時，蒙哥馬利和喬治·科爾聯手對葡萄牙業餘冠軍。玩球時，蒙哥馬利老是嘲笑對方：
“想想，你可是個專家！”
蒙哥馬利的嘲笑使對方不斷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結果，被蒙哥馬利和科爾遠遠拋在後麵。後來，科爾告訴蒙哥馬利他為他感到羞恥。蒙哥馬利卻回答說：“那有什麼，我們不是想贏他嗎？”
蒙哥馬利在當“聯總”主席期間，比後來在北約有更大的權力。也就是在這個階段，發生了一些最嚴重的個人衝突。他同歐洲地麵部隊司令德拉特爾·德塔西尼將軍鬧翻了臉。爭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爾為訓練組織的“輕型兵營”給蒙哥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當蒙哥馬利還是帝國參謀總長時，他們還於1948年7月在一起親切地談論西方的團結。在蒙哥馬利把“聯總”司令部移到白廳的多佛廳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便迅速惡化了。關係惡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貝爾徹姆誤譯德拉特爾的一封信引起的。貝爾徹姆把“我強調”譯成了“我堅持”，蒙哥馬利對這種措詞的反應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倆積怨為什麼會那樣深。在招待會上，德拉特爾拒絕同蒙哥馬利說英語，蒙哥馬利也絕不用法語同他交談，這種尷尬局麵是非常令人難堪的。
他倆個性都很強，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爾在1950年告訴利德爾·哈特說，他簡直不知道該怎樣對付蒙哥馬利。利德爾·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對他太客氣，對他強硬些，這是解決問題的惟一方法。就蒙哥馬利而言，他總是不知道該怎樣調整自己，以適應另一個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別人相處很好，就是不能同別人相處，沒有調和的餘地。
德拉特爾去印度支那任職後，他倆保持著親密的通信關係。當德拉特爾的兒子在印支戰場上犧牲後，蒙哥馬利給他寫去了慰問信。德拉特爾的繼任者朱安發現，他同最高副統帥相處也有許多問題，但他們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發生個人衝突的機會，比在“聯總”少得多。所以，朱安與蒙哥馬利的爭吵，沒有德拉特爾與蒙哥馬利的爭吵那麼厲害。
蒙哥馬利最後10年的軍隊生涯過得輕鬆自在，無憂無慮。他不用擔心提升，也沒有肩負多少重大責任，生活過得舒適、安逸。他的年薪為5170英鎊，此外，還有1000英鎊的娛樂補助費。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伊辛頓磨坊的翻修工作已於50年代初結束，他現在已有一個舒適的家，並且配有陸軍勤務人員。他的生活方式已經定型。他過的是一種公眾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
他與家庭成員（他的兒子戴維除外）之間的鴻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他對戴維仍然是保持一種冷淡的父子關係。蒙哥馬利對他的親屬從來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對他們的疏遠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貝蒂去世時，他拒絕讓自己的妹妹溫莎照顧戴維。在戰爭期間，他雖然曾答應要參加他弟弟布萊恩的婚禮，但在最後一分鍾，卻決定去看足球比賽而不去參加婚禮。
他的母親仍然是他最不喜歡的人。當紐波特市決定授予帝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榮譽市民稱號時，他的母親決定去參加授稱號儀式，於是給紐波特市政會寫信，並受到了邀請，但他的兒子卻不知道這件事。當蒙哥馬利到達並發現他的母親在場時，他非常生氣。可是，他對此已毫無辦法。但他卻堅決不讓他的母親參加午餐會。他堅持要這樣做，也就隻好按他的要求辦，這使非常好客的紐波特市政會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
1949年他的母親去世時，蒙哥馬利拒絕參加她的葬禮。很難說他母親的死對他有多大影響。長期以來，他一直不喜歡他的母親，當他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也許他已經沒有多少感覺。那個對形成他的複雜性格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女人，就這樣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馬利對其他的親屬也保持著距離。當他在多倫多訪問時，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飯店去看望他。蒙哥馬利的反應是：“他想要什麼？我不想見他。”他隻是敷衍塞責地同堂侄交談了5分鍾。他的妹妹們同他的關係比他的兄弟們近乎些。但戰爭結束後，他認為她們對他感興趣也僅僅是因為他獲得了成功。
他同戴維的關係卻要複雜得多。他非常喜愛自己的兒子。當戴維在國民兵役訓練中獲得“榮譽武裝帶”時，他為他感到驕傲。但當戴維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時，他也不問青紅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是他兒子的錯。但他對戴維的愛是深厚的，兒子婚姻的破裂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父子關係。後來，戴維成為蒙哥馬利在伊辛頓少有的幾個探訪者之一。
那些在戰爭期間了解蒙哥馬利的人發現，他現在同過去一樣，對人際關係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願意同任何人親近，或建立真正的個人感情。不論是在伊辛頓過簡樸的舒適生活，還是周遊世界，他都能發揮他那自封的軍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經常給《泰晤士報》寫信。1950年2月，他抱怨現代滑雪運動已經墮落。同年他規勸人們到威斯敏斯特劇院去看戲劇《旅行的終點》。1952年1月，他呼籲舉辦開放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年4月，他要求對板球進行更多的控製，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年他在一次晚宴上發表有關板球的演講，把板球說成是一種需要領導、紀律和訓練的運動。他經常看各種體育比賽，尤其喜歡看樸次茅斯隊的足球比賽。
蒙哥馬利還從對青年人的關懷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他喜歡青年人給他作伴，對此他毫不掩飾。他非常關心青年人的培養問題，但他所說的青年人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年5月，他在英國青少年俱樂部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演講的主題是“青年需要引導”。他宣布說，當國家不再需要他的時候，他將致力於訓練青年人。在戰後那些年的各種集會上，他都反複強調“青年需要引導”這個問題，並說他願意給予這種幫助。他認為，國民兵役法將使英國青年得到很好的培養。
蒙哥馬利總是樂於支持青少年俱樂部和其他青年組織，而且他給予的幫助常常是非常實際的。在任北約副統帥期間，他成為遍及西歐的野營活動“康科迪亞”的主席。他本人並不富有，但卻常常為培養青少年的活動慷慨解囊，集資捐款。
然而，蒙哥馬利對青年人的關心並不僅僅局限於青少年俱樂部和青年組織，他還同許多青少年保持著個人聯係。一個名叫斯圖爾特·懷特的10歲小男孩於1957年給他寫信說，他想當海軍陸戰隊隊員。蒙哥馬利當時身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副統帥，卻親筆給他寫了一封回信，祝他運氣好。蒙哥馬利同拉德利劃船隊的8名隊員建立了密切的聯係。該隊在1952年舉行的伊麗莎白女王杯劃船比賽的半決賽中，擊敗了聖保羅隊。蒙哥馬利來到比賽終點，並讓舵手去把發理了。那年9月，拉德利劃船隊在挪威參加劃船比賽，當時蒙哥馬利正在那裏指揮一次軍事演習。拉德利的領隊盧埃林·瓊斯問蒙哥馬利是否願意乘坐遊艇跟一次他們的劃船練習。蒙哥馬利回答說願意，並問那位舵手理過發沒有。在土耳其訪問時，蒙哥馬利給他們寄去一些土耳其禮物，並親手寫好了郵包。他在隨郵包寄給盧埃林·瓊斯的信中說：“蒂莫西·雷克斯和湯普森（我想他們在比賽中得了第二名）現在在奧斯維斯特裏，我已給他們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們了。我建議你給每個人一個盒子，給自己留兩個。舵手在沒有理發以前，不能得到他應得的那個盒子！’你們在奧斯陸都幹得很不錯，明年我將以極大的興趣跟蹤你們的情況。”蒙哥馬利確實跟蹤了他們的情況，當他們8個人中的一個後來成為牛津大學劃船隊隊員時，蒙哥馬利馬上寫信去問他是不是他所見過的那8個人之一，因為他很想向他表示祝賀。
在他喜歡的職位上，蒙哥馬利能夠隨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生活。他使一些人心存不悅（包括伊辛頓的居民，他們不喜歡他總是拒絕參加村裏的活動），但他對此毫不在乎。1948年以後，他在工作中再也沒有與同事們發生過激烈的爭吵。實際上，他的生活是如此的舒適，以至於他都不願意退休。也許他已經感到，假如沒有經常的工作加以掩飾，他個人生活中的空虛感將難以忍受。50年代中期，他仍然非常健康，實際上比戰爭剛剛結束那些年健康多了。他遇到的惟一麻煩是作了幾次小手術，除掉背上的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