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是官府的問題。官府無限度盤削，除了一些名麵上的苛捐雜稅外，還有更多陰人的手段，這就使得民眾入不敷出，有些甚至債台越高，不得不賣兒賣女。
如果二者共同作用，那百姓的日子就別想過了，不被逼死也得餓死。高峰當前的主要任務便是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他在與朝廷交流的方案中提出了一些減輕農民負擔的事情。首先把稅收統一，減免那些亂七八糟的稅製，除了向農民收取統一的三十稅一的農業稅外，那些佃戶租用土地的地租不得超過三七的標準。
實際上，高峰更傾向於二八的標準，隻是這樣可能會令那些大地主無法接受，一旦他們抵觸，發展之策早晚得流於形勢，高峰決定此事得慢慢來。
除了減少農民的負擔外，還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其中包括增加土地的利用率，使農民多建一些糧食；安排農民閑暇時打工掙錢，多一份額外收入。
這樣一來，當地農民基本能夠安下心來了，他們產出的糧食也會有的多餘，而這時高峰則用收購的方式從農民手中購買糧食，這些糧食就是他的備用糧。
對付災雖然沒有好的辦法，但大力興修水利確是必然的措施。
京東兩路本來就是河流縱橫，利用好這些河流是興修水利的首要任務，因此，高峰號召各地，集中力量在冬季把水利興修起來。
至於修水利所需錢財，高峰則叫各地銀行進行評估，適當的給予貸款，同時也要求官府到民間集資，從而緩解一時的資金緊張。
就這樣，在高峰的指導下，京東兩路很快展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人們爭先恐後的工作，而手頭也漸漸寬裕起來。
這樣一來，大宋一下子出現了兩種景象，一邊是一部分官員在朝廷的授意下，不斷地盤剝當地百姓，使得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另一邊是京東兩路，這裏的百姓們生活順心、工作安心，儼然有種世外桃源的感覺。
要不趙佶是個昏君，不但如此，他還很粗大條，在一個國家內竟出現兩個極端，一好一差，一富一貧，這就造成了巨大的反差。
反差的結果並不是一件事情，那會使得不穩定性因素增多，更主要的是人們因趨利而可能產生大量的人口遷徙。
此事自然有大臣向趙佶點明，可他並不為意，他對高峰已深信到骨頭裏，那些所有可能對高峰造成影響的言論，他一律都打回去。
再者，他也有道理：自己的百姓都養護不住，還怪到別人頭上，要這樣的官員有何用？
如此奇葩的法，也隻有趙佶才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