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是意譯
翻譯都是要懂外語的，然而，在翻譯的早期，也是有不懂外語的翻譯的，這個人就是林紓。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冷紅生，生於1852年，福建人。他不但是我國著名古文家，也是以古文翻譯外國小說的第一人，其譯作有184種之多，其中世界文學名著有40餘種左右。
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於林紓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於仕途，專心致誌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897年春，林紓的夫人不幸去世，林紓哀痛極深，家人勸他到朋友魏瀚處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紓結識了留法歸來的王壽昌。王壽昌不但精通法語，中文造詣也很高。為讓林紓從悲痛中解脫出來，王壽昌向林紓介紹了小仲馬的名著《茶花女》，並建議與林合譯這部名著。林紓與王壽昌來到石鼓山，王壽昌手捧法文原著，逐字逐句繪聲繪色口譯，林則鋪紙於幾，邊聽邊譯。當然這“譯”，並非是機械地記下王壽昌的口譯，而是運筆寫出“信、達、雅”的文言文。由於譯文妙語連珠，富於情感，這部譯品出版後洛陽紙貴，一時被梁啟超譽為“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茶花女》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激勵著林紓沿著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在之後短暫的27 年生命裏，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幗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符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
林紓譯小說在20世紀初能引起巨大影響，一是中國讀者通過他的譯作開始接觸外國文學，再則是他成功運用較通俗、較隨便、富於彈性的文言的結果。盡管他不懂外文，有誤譯、漏譯，但他以非凡的古文功底，傳達了原作的風格。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鬥，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林紓非常聰明，聽到口譯就立刻能悟出原著的情感和魅力，並用優美的漢語表達出來。由於林紓的中文譯作流暢、通俗，頓時“洛陽紙貴”，風行海內。反倒勝過那些懂雙語的翻譯家。也許真正的翻譯家由於拘泥於忠實原著，讀來晦澀、難懂，倒比不過這個“冒牌”的翻譯家。可見翻譯實在是難事，好的翻譯家不但要精通外文，對本國的文字和文化也應當有足夠的掌握。
“格言”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實際工作論，翻譯比臨畫難，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傅雷一名警察費盡周折，終於將一名說西班牙語的搶劫犯緝拿歸案。
為了從搶劫犯口中得知他把搶來的錢放到哪兒去了，他找來一名翻譯公司的西班牙語翻譯。
警察：“快老實交待，錢放哪兒去了？”
翻譯如實對搶劫犯翻譯了。搶劫犯：“死我也不說！”
翻譯一字不漏地轉達。
警察大怒，拔出手槍對著搶劫犯吼道：“你如果不說，我就一槍斃了你！“翻譯麵無表情地對搶劫犯翻譯著。
搶劫犯大驚，忙說道：“我說，你千萬別開槍。錢全部都放在住宅外麵的那輛汽車裏麵。”
翻譯麵不改色地對警察譯道：“你打死我吧，不管怎樣我都不會告訴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