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強權壓迫科學
曆史條件、政治背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對科學家或科學造成的製約和負麵影響在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有。在現代，就有科學與政治鬥爭、政治權威裁決科學論爭的可悲事件。這就是發生在20世紀30～60年代，蘇聯的“李森科事件”。
李森科（Lysenko，1898年～1976年）蘇聯農學家、生物學家。1929年，李森科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裏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育種法，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
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他推廣這種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借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麵的考慮，李森科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李森科最初麵臨的主要反對者是美國遺傳學家、誘發突變的發現者穆勒，以及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N·I·瓦維洛夫。
從學術的層麵他打不倒反對者，於是他就動了歪腦筋。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蘇聯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因為李森科的學說符合政治需要，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
於是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麵臨噩運。穆勒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而李森科踩著對手的屍骸一路高升，1935年，他獲得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科學家們當然不會就此停止對醜惡的批判。在二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的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1948年，當時主管科學的官員接受了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獲得成功。經斯大林批準，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
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真理的聲音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蘇卡切夫主編的《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開始發表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1953年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準。但是，由於赫魯曉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幹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蘇卡切夫被解除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
直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李森科主義才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不可救藥得落伍於世界，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也是他的祖國的悲劇。
科學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在今天仍然是人類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格言”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隻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控製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一個數學家、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工程師被分別關進三個屋子。屋裏隻有一個罐頭、一杆筆和若幹白紙。
工程師進屋後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筆把罐頭撬開，吃到了裏麵的食物。
物理學家經過一係列艱苦卓絕的計算，比如把罐頭扔到牆上反射等等，也終於吃到了食物。
當人們最後打開數學家的房間時，發現他已經餓死在裏麵，紙上留下一句話，“命題：如果罐頭是打開的，我能吃到裏麵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