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則描畫一個人人怡然自得、不納王稅的桃花源世界，以之與現實的封建剝削壓迫製度相對立。
李白則在長安街上倒騎驢，並高聲唱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隱居溫陵山野的明朝思想家李贄，麵對他的學生大聲念道：孔孟並非“萬世之至論”。公然與萬世師表唱對台戲。
隱居梨洲山野的明清之際思想家黃宗羲，憤然大呼：“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直言皇帝為天下之大壞蛋！
四
二OO二年十二月五日的《南方周末》，在第22版刊登了趙丹夫人黃宗英的一篇文章，題為《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這篇文章披露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主席在上海與文藝界人士座談的一些細節。其中有這樣兩段話：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地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空氣頓時也仿佛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著毛主席的麵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了出來……
今天，我們距極權的中世紀有百多年了。從理論上講，我們的政治製度、主流思想、社會環境，都無須文人們做誰的附庸，也無須文人們做某一種教義的鸚鵡，更無須文人們遠離權勢、避居荒野，用一種隱士的行為來表達自己的無奈和逃避，尋求一種思想和創作的自由。
然而，曆史是一條河，它流到了現在也將流到未來。既是一條河，它就無法阻隔。李白就曾歎息：“抽刀斷水水更流。”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封建思想不會一朝蕩盡。上麵毛主席與羅稷南的對話，就很令人驚愕。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就曾對55萬中國知識分子進行過思想的閹割。十年“文革”，劫灰縷縷，我們還記憶猶新……
如果說在過去，使中國文人的靈魂變得卑賤的最大誘因是權力的話，那麼，在進入21世紀前後時期，最大誘因中又增添了一個--金錢。權力，有時對文人的奴役表現得赤裸和剛性；金錢，則更象一個風情萬種的婊子，它最易使寒儒們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處在今天經濟大開大合的時代，一些文人為撈到金錢上的好處，競相迎合世風。他們把紅腫誇耀為精神煥發，把潰爛描寫成鮮花盛開，把踐踏公德讚美為時代進步，把性雜亂吹噓為時尚前衛……過去是極權思想，僵化教條的迎合者，今天是頹廢思想、享樂主義的跟屁蟲。
麵對這些，尋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潔身自好、創作自由的文人，好象更有必要遠離權勢、遠離金錢、遠離世俗、息隱山林、耕讀人生。
事實上，有一個人率先這樣做了，他就是韓少功。
韓與筆者同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人，都下過鄉，都讀過大學，但他聰慧，一九八五年就當上了湖南作協的專業作家。八八年海南大建設，他順時遷海南，不幾年就做到了海南省的作協主席、文聯主席。二OO一年六月，他果斷地辭去海南一些職務，返回湖南，隱居於洞庭湖畔的汩羅八景鄉，過著一邊農耕一邊寫作的生活。
他把這種耕讀人生做得有模有樣，並且很是陶醉。他對前來探訪他的記者說：“我在鄉下蓋了房子，喂雞、種樹、種菜……這裏到處山青水綠，一條條山穀沒有人煙，我每天早上都是被林子裏的鳥叫醒的……我對這裏的生活當然滿意，不僅是滿意它有益於寫作。更重要的是滿意於這種生活本身。”
五
梅花洞水庫那地方，有山，有水，有梅花。前人說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高潔者樂梅花。我非仁者，非智者，更非高潔者，但我向往仁者、向往智者，更向信高潔者。
2004.8.於梅花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