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文化人因單位轉為企業，從過去意義上的國家幹部轉為幾年一簽合同的合同製工作人員，從端鐵飯碗的變成端瓷飯碗的，雖然收入暫時不受大的影響，但退休之後的收入因歸入社會保險體係，隻能拿到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一半甚或三分之一。雖然這可能是時代之必然，身份必然轉換，但似乎步子邁得過快過大。中國是個身份社會，身份的轉化，讓許多文化人感覺矮人一頭，尊嚴在打折扣。社會各界人士對文化人的尊重也在弱化。文化人在人們心目中，原來是從事精神生產與傳播的，現在則成了企業員工，成了與造機器、蓋房子、賣保險差不多的人。文化人尊嚴的弱化，是整體上文化尊嚴弱化的具體表現之一。
——文化立法滯後，使文化事業的許多方麵缺乏法律的引導與保護。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出台了許多法律，但總體上說，經濟方麵的多，科學技術方麵的多，而文化方麵的較少。特別是《新聞法》《出版法》《網絡法》等法律法規的缺失，使文化工作難以在既定的規範中開展，常常會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與幹擾，也難以在文化交流中與國際對接。文化工作動輒得咎，卻無法律可供援引，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對文化與文化人的管理上，還是行政的、純意識形態的，甚至是人為的、隨意的。如此的法製環境，難以保證文化的尊嚴。
四、如何保護文化尊嚴
保護文化尊嚴，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筆者以為，就當前的情況看，至少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麵。
——要在文化體製改革中做過細的工作，盡量科學區分哪些該轉企，哪些不該轉，或必須緩轉，保證公益性文化事業有單位和部門去做，保證工作的連續性和有效性。不能為改革而改革，不能以轉企的文化單位的多少為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對於轉企單位的職工，要盡量保護他們的權益。要把“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政策落到實處。就目前的情況看，全國的做法不統一，有些地方保留了“老”體製下人員的事業身份，有些地方在員工身份轉換時給予了一定的經濟補償。而一些經濟欠發達的省區，則一刀切，身份一律不保留，且不給一分錢經濟補償。這實際上是埋下了社會不安定的隱患。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要盡量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要讓文化人心理平衡，讓他們共享改革的成果，不要讓他們有被半路拋棄的感覺。不要讓他們斯文掃地，不要讓他們自怨自艾、自卑自賤，成為文化改革與發展的看客甚至阻力。
保護文化人的人格尊嚴、社會尊嚴，是保護文化尊嚴的最有力的保證。
——給予文化事業與企業單位以相應的投入，讓文化與經濟等同步發展，甚或讓文化發揮引領與支撐作用，讓其更快發展。過去的幾十年，文化單位的人員經費、事業發展費等均由國家財政分級劃撥，有些演藝單位的經費雖然有所減少，但也能保證百分之六七十。如今改革了，讓文化單位如企業般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這個思路雖然是正確的，但立馬“斷奶”，文化單位適應不了。有些演藝單位連劇場都沒有，他們難以做到自負盈虧。正確的做法是，事業發展費不能減少，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收入的增加，應當逐步增強文化的投入，讓文化工作者能做有米之炊，讓文化真正尊嚴起來。
——采取行政的、法律的、官方的、民間的等多種渠道與措施，抑製文化的庸俗化、虛無化、戲說化、拜金化，保持文化的嚴肅性、係統性、傳承性、神聖性。對於有損文化尊嚴的人和事，要予以批評、教育甚至必要的紀律處分。不能因為他們取悅了某些人，有了商業價值，就原諒他們默許他們鼓勵他們甚至支持他們。對於損害文化尊嚴的行為，應當予以嚴厲打擊。
——在文化立法方麵，應解放思想，轉變觀點，有所作為，有所建樹。不能因為怕讓被管理者援引法律保護自己而不立法。立了法，不管它執行到何種程度，它都有法律的震懾作用，用不著怕文化人較真，怕他們拿著雞毛當令箭，要較法律之真。即使有了《新聞法》《出版法》《網絡法》《演藝法》，文化人又能掀起什麼風浪，難道文化法大於憲法？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文化立法，可以有選擇地進行一些。如此一來，文化事業可以逐步走向規範，走向理性，文化尊嚴也便有了切實的保證。
（載《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