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時代地理知識的萌芽
人類對地理環境的認識，依賴於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我們的祖先自離開“猿”進入到“人”的階段，迄今發現早期類型直立人的代表是雲南的“元謀人”，生活年代相當於早更新世晚期，新近研究其絕對年代應不早於距今73萬年前。他們創造了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原始文化，居住在亞熱帶草原——森林環境，選擇依山濱湖的地方，這裏果實豐富、野獸出沒，具有集體狩獵和采集的優良地理條件。他們已能選擇堅硬的岩石，打製粗糙的工具。從物質生產活動中，產生了萌芽狀態的感性地理知識。
此後，中更新世的藍田人，晚更新世的北京人，經常活動的地域都較前廣闊。尤其是北京人，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相當考究。北京周口店龍骨山，原是太行山東麓的丘陵地帶，山前壩兒河寬而淺，提供了豐富的水源和一定的安全保障。以北山間盆地和附近平原上湖沼眾多，又恰當森林與草原、水產與陸地動植物交彙之處，為北京人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從保存至今的文化遺物來推測當時居住環境，可以窺測他們感性的地理知識，已較前豐富了一些。擇山洞而居，夏防洪水、暑熱，冬避風寒。火可熟食禦寒，並給陰暗潮濕的洞穴帶來光明和溫暖。舊石器時代，經曆了漫長的年月，約占據了人類誕生以來99%以上的時間。
至1.8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已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已能使用較精製的磨製石器、骨針、穿孔的海蚶殼等。這種海蚶殼隻有在海岸才出產，證明他們活動的範圍已遠及海邊。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萌芽狀態的文字符號和定居的原始農業已經出現。經營種植業、飼養家畜、兼營漁獵、采集野生果實。人們已能選擇有利地形用以進行種植業生產。村落也出現了，內部還有一定布局。西安半坡村發掘出來的村落遺址就區分為居住區、公共墓地和窯場三部分。遺址中，僅居住區麵積就達3萬多平方米。
距今6000年前有一項偉大工程，這就是圍繞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遺址的大壕溝及貫穿遺址中心的一條東西溝道。
環繞村落的大壕溝，是一條為保護居住區和全體公社成員的安全而作的防禦工程，有如古代的城牆或城壕的作用。壕溝規模相當大。平麵呈南北長不規則的圓形，全長300餘米，寬6～8米，深5～6米，上寬下窄，像現在的水渠一樣。靠居住區一邊的溝沿高出對麵溝沿約1米，這是挖溝時將掘出的土堆積在內口沿形成的，起加強防衛的作用。
穿過村落中心的一條溝道，把居住區分成南北兩半，溝道中間偏東處有一缺口，缺口中間是一個家畜圈欄。溝的長度除去已破壞的，現長53米，深、寬平均各1.8米。其用途可能是區分兩個不同氏族的界線。
上述兩條大溝合共全長350多米，深寬各取平均值計算，總計土方11700多立方米。假如以今一人每天用鐵鋤、鐵鍁挖土2.5立方米計算，則這兩條溝道需時4680天，以百人計，則需時一年零兩個多月；若以每輛卡車裝土3立方米計算，則可裝3590多輛。可以想見工程的浩大和艱巨。
半圓形的壕溝和其下的流水在居民區的東南組成一個兩水相交的“合口”。這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為大河文化的先兆。
《韓非子·五蠹》說：“上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出，構木為巢，以避禽獸，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相地之法，大約起源於原始聚落的營建。在原始社會的早期，氏族部落生活以漁獵、采集食物為主，他們逐水草而居，過著動蕩不定的遊牧生活。到距今約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社會已進入了以農耕為主的經濟時期，於是開始了穩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導致了擇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兩岸的黃土台地上。河流轉彎或兩河交彙的地方，更是當時人們喜居的地方。這不僅可以避免洪水的侵襲和方便汲水，而且還是適於農業、畜牧、狩獵和捕魚等生產活動的好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遺址，就坐落在一塊麵臨滻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橫亙著雄偉的秦嶺山脈。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長著茂密的樹木，滻河裏流著清澈的河水。人們在這裏勞動生產，安居樂業，過著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這個遺址由居住區、製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組成。僅居住區就已發現房屋46座，從發掘資料看，當時的建築技術已經有了相當的水平，這說明當時人們已較重視聚落的選址。半坡人已能確定方向，房屋、墓地、人骨埋葬都朝著一定的方向，如墓坑與墓葬的方向為正西偏北20°左右。墓地絕大部分集中在居住區以北。他們一定是有了確定方向的方法。日出東、日落西是最簡單的方法之一。臨潼薑塞遺址約5.5萬平方米，居住區中心為大廣場，周圍地勢稍高，分布著一群群建築群，每組建築群又以一大型房屋為主，所有房屋門朝廣場。居住區周圍挖有深、寬各2米的壕溝，留有通道。村落布局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知識水平。
我國的先民在卜基選址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選址得當會給生活帶來吉祥，選址布局不當會給自身帶來禍殃。卜基的方法和儀式雖和周易預測的方法有關，儀式和卜辭的語言也表明了受“上天”的啟示，可是內容和過程確是與實地考察、觀察地形、“嚐水相土”以及地理調查和測量有關。選址注意“藏風得水”、布局注意風、氣、水、土、向，在畜牧、農耕、安全、交通等方麵有了精細的考察與選擇。
黃河航運的萌芽也反映了當時的地理水平。
在三門峽河心的鬼門島上發現過仰韶、龍山時期的陶片和石斧。在相近的張公島上發現過仰韶、龍山和殷代的文化堆積物。“說明那些時候曾有人在這裏居住過。現在，這兩個石島都在黃河激流之中，隻有在枯水的時期，才能通過幹涸的河床，走上河岸；而且麵積很小”。因此，考古學家們曾推斷“這兩個小島在商代以前曾與陸地連接在一起。由於黃河急流不斷地衝刷侵蝕等原因，後來才把它們和陸地切開，成為孤立在黃河中心的島嶼”。這兩個處於黃河水中的小島，按照地形來看當時的人類居住在上麵不僅交通不方便，若沒有船、筏渡河則不可能有衣食來源。因此，若小島在仰韶、龍山、殷商時代就已存在，其遺物完全可以作為當時黃河已通船、筏的佐證。甲骨卜辭中已有“三門”這一地名，如《殷契粹編》第七十三片有“嶽於、於三門，於南單”。郭沫若釋“”為“楚丘”；南單為鹿台。如此則商代三門峽已有航船無疑。退一步說，當時此二島若還在黃河岸邊，與陸地相連，那麼先民們為什麼要選擇此生活條件並不方便的岸邊孤山來居住，這也有可能與當時黃河航運有關。所以史念海先生研究說：“有一事不能不引起注意，當三門峽水庫未興建時，峽旁就曾發現過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這裏的地理條件並不是很優越的，為什麼那時的人們對這個地方這樣特別感興趣？是不是和當時黃河上的交通有關？也是值得懷疑的”。另外，據《水經注》載：“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乾鑒之，故破山以通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三門矣。”據此說，則其先民的文化遺跡是和那時的鑿河通流的黃河航運活動有關。現在除了當時利用黃河航運這一理由外，恐怕很難找到其他圓滿的答案。
另外，我國先仰韶時期、仰韶日期和龍山時期大量的文化遺跡密集地分布在古黃河的中遊岸邊。從三門峽、孟津、武陟、汲縣、淇縣一直到安陽一帶都綿延不斷。同時，也密集地分布在黃河的支流如渭水、洛水、涇水、無定河兩岸。這也反映了當時的先民們優先選擇黃河及其支流的岸邊作為生活和居住的地點。史念海先生認為：“既在河岸水旁，就可能利用河水來從事互相交往。而這眾多水邊聚落的選擇，是否與水上交通有關也是可能的。”史先生還認為：“五帝肘期，從渭河入黃河（小北幹流），再東分出濟水，相互銜接，構成東西一條主軸線，是遠古交通要道。”《易經·係辭》裏記載說：“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就是木浮水上，象征著筏與船。黃帝及其部族主要的活動區域在黃河流域。如果當時有了舟楫，則是黃河航運的先聲。《山海經·海內經》記載說：“共鼓，貨狄作舟”，也與黃河航運有關。
上述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記載十分吻合，例如：《史記·河渠書》載：夏代大禹治水，禹鑿龍門，當時“陸行載車，水行載舟”。這裏的“載舟”，當指黃河行船。《越絕書》也記載說：大禹時“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水經注》也說：“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並引《魏土地記》說：“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岩際鐫跡，遺功尚存。”這一附近還存有仰韶文化的遺址。《山海經》記載：“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丘方圓三百裏，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竹南有赤澤水名曰封淵”。而顓頊所在的地方是今河南濮陽，是當時黃河流經的地方，與黃河通航有關。這些古代傳說的文獻記載，又基本上與考古發現的事實相吻合，證明了它仍有一定的可靠性。
仰韶文化分布的範圍，大體為黃河中遊陝西關中地區、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遠及甘青交界地區、河套一帶、湖北西北部。同一文化遺址的分布範圍，是經濟、文化頻繁交流的結果，是當時地理視野的基礎。
莒縣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灰陶上，刻有“字，即今“旦”字。此後在山東大汶口文化層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圖形，描繪太陽、雲氣和山岡。這也許是與日出的祭祀活動有關，這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知識與水平。
到龍山文化時期，已進入父係氏族社會，隨著私有製的逐漸確立，地理知識更有發展。標誌著中國傳統城市特征的城牆，已經出現在山東龍山鎮城子崖村。它是層層加土，夯築而成。周長約2公裏，平均厚度約9米，高約6米，城內略呈矩形。安陽後崗也發現龍山文化時期夯土圍牆遺跡，都是中國最早萌芽狀態的城址。這時農業發達，地理知識明顯地有了進步。發明鑿井術，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使人們可以居住到遠離江河、湖泊的地方。提水的陶罐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生產和生活工具，象征著人們征服自然、利用水源、發展生產又向前進了一步。相應的尋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識也是不可缺少的。龍山文化分布區域更廣，黃河中下遊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江蘇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以及內蒙河套地區，遼東半島等地，都有分布。這個範圍與夏朝的疆域範圍差不多。這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
夏、商時期的地理知識
夏代（前21世紀～前16世紀）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商代（公元前16世紀至前11世紀）存在了600多年。這是我國農業蓬勃發展的時期，手工業興起，城市出現，宮殿建造等，由於物質的豐富和文化的積累，促進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一批專門從事科學、文化活動的專業文化人出現，又使得文字形成、科學萌芽、造型藝術發展。地理知識也因社會發展的需要，取得了過去漫長的石器時代不可比擬的突出成就。
遠在夏代，我國開始進入了奴隸社會，使用了青銅器，精神意識上占卜之風盛行。傳說中夏代曾發生特大洪水，部落聯盟舉鯀治水，失敗了。由兒子禹繼父業，成功了。《史記·夏本紀》載：禹曾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從此記錄看來，因為治水，直接推動了地理考察，擴大了地理視野，並促進了測量和製圖學的發展。“準”是測量方向與物體平直的工具；“繩”是測量距離的工具，“規”和“矩”都是繪畫工具，“規”是校正圓的工具；“矩”可以構成直角，是畫方形的曲尺，用它測量人們不便直接到達的地方。夏代人們活動區域，古本《竹書紀年》載，夏後芒“東狩於大海，獲大魚”，從今山西一直到達東海，都有夏人的足跡。經常的活動，形成地理觀念，表現在當時先進的冶鑄工藝上。《漢書·郊祀誌》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據明代著名學者楊慎（升庵）研究：“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皆一一書焉。”
由於農業的進步，需要掌握一年之中的季節變化、日照強弱、氣溫高低、雨量變化等情況，於是物候和曆法的知識就高度發展起來。曆法是人們為了社會生產實踐需要創立的長時間的計時係統。它利用與生產密切相關的自然現象變化的規律，作為天然計時的尺度。它是早期人們對地理環境係統的認識水平的集中體現。相傳在帝堯時已專門設置觀察天象和時令的官，已認識到了一年四季寒來暑往的節律以及東、南、西、北不同地理位置的星象、氣候、動物狀況等。《尚書·堯典》很可能成書於周代，其中記述的內容資料有相當是反映夏商的情況。堯曾派人到當時認為極遠的“暘穀”（山東東部）、“南交”（長沙南）、“昧穀”（甘肅境內）、“幽都”（北京附近），觀察鳥、火、虛、昴四恒星在黃昏時刻的天象。今人根據歲差計算，證明此四恒星的位置確實是四千多年前夏代初年的天象，證明了遠古文獻的可靠性。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種，宅嵎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命叔和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鳥獸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