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地理知識
周代包括了西周（前11世紀至前8世紀）、春秋（前722～前481）的漫長曆史時期。
周人本是西羌，並非農業民族；古公亶父帶著族人遷到歧山下，就定居下來。岐山是夏民族的根據地，有較高的農業文化，二者融合產生了新的周文化。周人的月令源於《夏小正》在豳風《七月》裏，夏曆與周曆並用。同時，周人也接受了東方的殷文化。武王滅紂，統二東西。這樣，就創造了自己麵目全新的文化。所以，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
周文化的精神是農本文化的社會，建立了封建社會。農本社會，接近自然，多看植物，少看動物，人們的胸懷易與自然融合，遂渲變為“同天”的人生哲學。歌頌自然、安天樂命，形成了“溫柔敦厚”的詩教。此期是從青銅器時代過渡到鐵器廣泛使用的時期。同時，農業生產大發展，城市經濟繁榮，使得文化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少數重要青銅器鑄有較多銘文，甲骨文繼續使用並興起竹簡記事。由於竹簡的出現，文字得以廣泛應用，係統的學術著作出現，有的並輾轉得予保存下來。種種社會經濟文化背景都促進了地理知識的進步和發展。這一時期已出現並保存至今的有《禹貢》和《山海經》等著作，另外《管子》、《周禮》和《詩經》中也有一些篇章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地理知識和地理觀念，將在後麵介紹。
我國最早的“地理”概念就開始出現在這一時期。《周易·係辭》中提出“……故能彌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什麼叫做“天文”、“地理”呢？唐代孔穎達作疏說：“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謂事也。”按照孔穎達的解釋，“地理”的概念不僅要弄清地表的形態，而且還需進一步了解這些形態的分布關係，探索其隱藏在事實後麵的原因和道理，也即“知幽明之故”。地理概念的形成，利於有關知識的集中和條理化。所以地理概念的形成是中國地理學史上的一大進步。
周代由於農業生產的飛速發展，已經注意到發展生產與保護和協調環境的關係。認為自然環境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元素相互製約的統一整體，進而認為：“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能協於天地之勝，是以長久”。認識到生產發展要與自然環境的基本性質相協調，社會才能安定發展。基於保護各種動植物的資源，是保護人類生存、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的認識。相傳周文王曾在鎬召見太子發（後來的周武王），諄諄告誡說：“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龜鱉之長；不卵不躦，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使天下不失其時。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這遺囑當中，包含了保護草木、鳥獸、魚鱉等自然生物繁衍的遠見卓識，把畢生對於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的認識歸結為反對掠奪式開發，反對開發性破壞的明智思想。提出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按照自然規律辦事，使之“不失其宜”、“不失其性”。“要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分別種植樹木、藤本、竹子、蘆葦、水草等。”這些思想作為先王之法，要求自然資源合理利用，以圖取之不盡，達到自然環境與社會發展的協調。這些思想，對後世有深刻的影響。
周代我國的曆法又有了新的改進，已會使用日圭來測量一年的日數和決定方向了。夏至（日南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北至）日影最長。《周禮·地官》還記錄了“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實際是用土圭測得分日或至日的景差。低緯度地區景短而氣溫高，高緯度地區景長而氣溫低。同一緯度，夏天景短而氣溫高，冬天景長而氣溫低。從一個夏至日到另一個夏至日有365天，為一年。這與對恒星觀測所得的日數相近似。我國留下最早的冬至記錄是《左傳》載魯僖公五年（前654）其次為魯昭公二十年（前521）。春秋末（公元前五世紀），我國已能使用四分曆，其數值是365.25日，加上兩至和兩分（即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就確定了四季。後來《孟子·離婁篇》中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尚求其故，千裏歲至，可以坐致也。”其中“歲至”指的就是冬至和夏至，是用土圭測日影的方法來確定的。
《周禮》的開篇就規定了“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國體經緯，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鄭玄解釋說：“言建國於中，辨四方，正宮廟之位……惟受命之王，乃可立國城於地之中。”當時用日圭和景尺測定方向，確定城牆和宮廟的方位，將此看成是授天命、立國家、設官分職的頭等大事。用人格化的天，通過地理方位的確定來劃分人的等級。“王”居於天地之中，這是當時的政治思想，同時也是當時的地理思想。這一思想對中國幾千年的房屋建築、墓穴測地、城市建築以及精神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中國漫長的曆史文化一大特色。
周代係統的地理知識，有很大可能是用圖來表示的。《詩經·周頌》裏有：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山喬嶽，允猶翕河。”
經學大師鄭玄（127～200）注，“猶”字意為“圖”。詩的內容說，周王巡視各地，按照圖上標誌的山川來依次祭祀。可見地圖已使用於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動之中，其測繪的區域已相當廣了。
當時的地圖主要應用於國家的行政管理工作。《周禮》一書相傳是公元前2世紀西漢河間王劉德搜集來的一部先秦舊籍，其中的內容“托古”於周公之世，諒必有相當的曆史根據，至少也參考了周初的一些行政檔案資料。它反映周初政府係統組織相當嚴密。政府許多部門的工作都離不開地圖，離不開係統的地理調查和地理知識。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周禮·土訓》）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周禮職方氏》）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與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製其畿疆而溝封之……。”（《周禮·大司徒》）
以上記錄不僅反映了當時有專門從事掌管地圖與各地方地理資料的官員“土訓”、“職方”，而且他們必須熟悉全國的“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地形的廣袤高下，山林川澤的分布等等自然地理知識，以及了解天下的土地、財政、民族、生產能力、大牲畜數量、人口及分布、城市與聚落等人文地理、經濟地理知識。從全局的綜合認識中“周知利害”。“利”的涵義即行政管理工作中應該注意開發和利用的環境資源優勢；“害”的涵義即應該注意與回避的事件與因素。掌握這些地方知識，“以佐王安擾邦國”，“告王以施其事”，“使同貫利”，即為行政管理，提供決策的基礎信息。當時出現“誦訓掌道方誌”及外史“掌道四方之誌”後世學者常把我國數千年來地方誌的起源追溯於此。中國地方誌是以地方為研究對象，以誌體為表達方式的政書。完善的政權機構出現之後，方誌和地圖都首先因行政工作的需要，得到了突出的發展。
不僅如此，各種內容豐富的專門地圖的出現是周代地圖發展特點。《周禮·地官》載：“丱（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人厲禁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圖而授之。”有了專門的礦產分布圖。《周禮·夏官·司馬》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路。”已有了專門的交通路線圖。另外，墓塚分布圖、城市圖等專門圖也都出現了。
出土於河北平山縣的中山國《兆域圖》是刻在一塊長方形銅版上的墓域平麵規劃圖。比例尺1：500，上南下北。圖中表示了中心部分。有三個大小相同的“大堂”和東西兩邊各有兩個相等的“小堂”，北麵有四個更小的“宮”，分別由規整的“中宮垣”、“內宮垣”、“丘足”（墓地底部的邊緣）分開。整個平麵規劃圖，規整對稱。它是我國最早專門地圖的一個實物證據，它證實了《周禮》記載的地圖內容是符合周代曆史事實的。
據侯仁之先生研究，孔子和後世儒家補著的《尚書·洛誥》中記述了周公應用專門地圖建築洛邑的史實。這是公元前1125年西周初年政治家姬旦用地圖選擇建王城和成周城址的經過。
“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複子民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來以圖，及獻卜”中的圖，就是周公為了選擇城址而特別繪製的地圖。這段文字是說起先由召公作初步地理勘察，隨後又由周公選定城址。周公到現場進行占卜，他先卜黃河以北黎水之上（今河南浚縣東北），沒有結果。又卜澗水以東瀍水以西的地方，結果城址應在洛河邊上。由使臣將此占卜的結果和地圖一起獻給成王。於是築了兩個城，居於瀍水之東的叫做成周，位於澗水之東、瀍水之西的叫做王城。這件事說明，當時地圖已經用於政事決策和城址選擇的實際工作當中了。
在城市地理方麵，西周已初步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城市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周禮·考工記》雖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其反映的內容可以追溯到西周。內中記為：
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周禮·考工記》）
國都的建築，每邊九裏，各三個門，縱橫各九條街道。北麵是交易的市場，南麵是朝廷辦公的地方及王室居住的地方。左麵是祖廟，右麵是社稷壇，王宮居中的方格網規劃布局。以及采用井田製度的土地計量單位“夫”來計算城市用地。這一都市建設的指導思想，一至延用到明、清，三千多年來影響深遠。
西周的主要都城豐京和鎬京因未詳細探查，不便詳細介紹。另一政治中心王城在東周時曾是都城。現在洛陽中州路一帶發現了東周的王城，為各邊近9華裏的四方形城市，開12個門，東西與南北之間各有三條大道通往城門。城中央為皇城。東西兩翼是一般居民區，北部為商業區。皇宮的前麵南側為宗廟與祭祀社稷的地方。這是采用端正的方格網係統的軸線，王宮居中，左右對稱的布局，體現了“天子”位居天下四方四極的中心，反映了周代城市建築突出王權威嚴、等級森嚴的思想和傳統，形成中國漫長封建社會國都規劃建設的基本模式。西周的王城也應該在東周王城之內。考古學家認為，“這座古城因曾幾度修補，西周舊城已不易辨認了。”
春秋、戰國時代，城市的普遍出現是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二、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千家者……今千丈之城，百家之邑相望也。”諸侯、大夫都築城邑。戰國時代各國國都規模都較大。其中，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齊國的首都臨淄。“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踘者。臨淄之途，車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富，誌高而揚。”蘇秦說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其建城麵積達60多平方公裏。齊臨淄、燕下都、趙邯鄲、韓故城基本上都是正南北方向，或者有一道城牆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平直的城牆，體現了《周禮》所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的根本指導思想。都城一般都有“城”與“廓”兩重。有的相重，如齊國的臨淄、魯國的滕城、淹國的淹城等，有的城與廓並列，如韓故城、趙邯鄲、燕下都等。體現古代“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的思想。這些都城從城址的地理選擇，如交通條件、水源條件、軍事防禦等地理條件選擇基本上都周到而合理，城市的布局也是有計劃進行的，或者是在原自然形成的基礎上，又經人工規劃布局而建成，因此城內的地理布局有的有明顯的中軸線，有的主體高大建築均稱對峙。在規劃設計中，既體現了傳統的建築思想，又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自然條件。這表明那時的城市建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在周代，人們已注意到不同地貌條件下生物種類的不同。《周禮·地官》記錄說：“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毛……，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五曰原隰，其動物為裸物……。”意思是說山中多走獸，江湖中多魚鱉，丘陵地多鳥類，水邊多貝甲。當時對不同地貌形態的地理環境及出產的動物作了粗略的分類。已經開始從地理環境的相互聯係中來認識自然界，這也是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