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的地理知識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約305篇，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各篇的創作年代，現已大多不可確考。其中最早的詩篇，寫作於西周初年，最晚的約寫成於春秋中葉。全書是經五、六百年的積累，並由搜集者加工潤色而成。它不僅記錄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心靈與感情，當中的一些篇章也記錄了當時的地理環境麵貌，反映了那時人們的地理知識水平。今分述如下。
記錄當時地理環境麵貌
如《大雅·韓奕篇》：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魴甫甫，麀鹿噳噳，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詩中的“梁山”有人說它在陝西韓城（由鄭玄提出），也有人說它就是今天北京的石景山。（辛樹幟《禹貢新解》，農業出版社，1964年版）詩中描述了當時的地理環境，有寬廣的河流、眾多的湖澤裏麵有眾多的魴魚、魚，遊來遊去。麀鹿一群群，噳噳的叫聲響徹原野。熊和棕羆出沒森林。山貓、老虎在森林與草原的邊緣，時隱時現。這是一派森林與草原的風光，其間湖沼廣布，野生動物很多。
另外，《大雅·桑柔》篇，描繪鎬京附近：“瞻彼中林，甡甡其鹿。”這裏當時確實是“人民少而群獸多”。《詩經》的記載，在《孟子·滕文公》中也得到印證，其中說；“周公相武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可見周初黃河流域，甚至京城郊區還有不少野生動物。而當時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正是農業大興，人類社會剛要大規模幹預與影響原生地理環境之時。所以，《詩經》的記載對恢複我國黃河流域未經人類活動大規模幹預之前的原生地理麵貌，是有意義的。
記錄了豐富的物候經驗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發（天上起冷風），二之日栗烈（地氣寒冷）。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天氣暖和），有鳴倉庚（黃鸝）……
七月鳴莠（伯勞鳥），八月載績（織麻布）。
四月莠葽（草木結子），五月鳴蜩（蟬鳴）。
八月其獲（把稻、麥等糧食收獲），十月隕蘀（樹木落葉）……。”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六月食鬱及艸奧，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剝棗，十月獲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拾麻子），采荼（苦菜）薪樗（薪）……。”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相傳《豳風·七月》這首詩是西周初年，周公因成王年幼，不知道一年四季農業生產的艱難，就把農業物候知識，細細向他述說。詩中的季節，既有周曆又有夏曆。詩中的內容反映了當時對蟲、魚、鳥、獸以及許多植物的萌發期、開花期、抽穗期、分蘖期等已有透徹了解，並以此來確定農業生產的活動，使之不誤農時，符合節令。
天文、氣象記載
在《詩經》的天象記載中，科學貢獻最突出的是《小雅·漸漸之石》篇，內有詩句：
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武人東征，不遑它矣！
月亮運行，剛離開畢星，就會大雨滂沱！這一奇妙的天文、氣象現象遠在三千多年前就被我們的祖先認識到了，並記錄在詩歌裏。近年研究，這是因為月相和降水關係密切。月相的變化是由太陽、地球和月球三者位置的變化所引起的。每當月亮運行離開畢星的位置時，就會引起大風或颶風，從而帶來滂沱大雨。此天文、氣象現象還在《尚書·洪範》和《孫子兵法》等中國古代典籍中作了相似記載。
另外，《小雅·十月之交》中記錄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這是周幽王六年（前766）十月初一發生日食，當時太陽被遮住了，僅有一孔出光。白天的太陽像夜晚的月光那樣微芒。老百姓惶恐而悲哀。此日食記錄比巴比倫最早的日食記錄（前763）早了13年。
天氣現象的記載
如《邶風·北風》“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冰涼，大雪飄揚）。“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北風緊疾，大雪不息）。
《小雅·信南山》：“上天同雲，雨雪雰雱（滿天濃雲，雨雪將紛紛落下來）。
《小雅·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四月為立夏之初，六月才盛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秋風淒涼，它一到來，花木就枯萎葉落）。“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冬天寒厲，飄來的風冷入骨）。
《鄘風·蝃蝀》：“朝隮於西，崇朝其雨”（西半天清晨掛著虹，從晨時到午時的大半天都要下雨）。
《小雅·穀風》：“習習穀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從山穀上麵吹來的焚風，又熱又幹，所到之處，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從《詩經》的歌詠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對各種天氣現象已有明確的認識了。許多天氣現象的概念正確，還表達了一些天氣現象之間的關聯發生的因果與過程。
聚落與城址選擇，居住區規劃的記載
《大雅·公劉》是頌周文王十二世祖先公劉的功績。他帶領周族遷居於豳地。“篤公劉，既溥既長，即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他“陟則在，複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公劉帶著周人到豳後，便去察看地形，先擇聚落居址。他爬上山頂，又下來站在平地上，選擇水源豐富、地形寬敞的地方，百泉在這裏湧出，小河在這裏經過，背靠山岡。就讓周人在這裏安安穩穩地住下來。在山的南坡開墾與整平土地，引泉灌溉。在較高的台地上建造城池和房屋，在這高台地附近有一塊大平地，以資耕種。詩中的“即景乃岡”是在山岡上立圭表以測日影，定一年四季日影的長短。由此詩反映出來，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我們的祖先已能立表測向，由此“相其陰陽”“度其夕陽”。用此測定方向、測定一年四季。公劉時代已能選擇農業發展、城市建築的地理環境。
另外，《詩經》中說：“維南有箕”，“維北有鬥”，則是用恒星的位置來判別方向的。
關於大地形狀的概念和地殼變動的思想
《小雅·十月之交》裏記錄了周幽王二年（前780）所發生的大地震：“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舉崒，高岸為穀，深穀為陵。”這與《史記·周本紀》記錄這一年“周三川震……三川竭，岐山崩”在時間和地震現象上都是吻合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反映了當時已有“天高地厚”的思想，是大地形狀觀念的反映。
在《詩經》裏，不同地貌類型已形成了概念化的名稱。如“山”、“崗”、“丘”、“陵”、“原”、“隰”、“洲”、“渚”等等。對其上有植物覆蓋的叫“屺”；沒有草木的稱為“岵”。根據地表形態的不同，又在類型名稱上冠以形容詞。如“頓丘”是單獨一個山丘；“阿丘”是偏高的山丘等。這表明那時人們對地表形態已形成粗略的分類概念了。另外，對於湖泊和沼澤，也有了不同分類，如“沼”、“澤”、“寒泉”、“肥泉”、“檻泉”等概念。
地形與植物相互關係的記載
《邶風·簡兮》中記載：“山有棒、隰有苓。”《鄭風·山有扶蘇》中說：“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喬鬆，隰有遊龍。”《唐風·山有樞》：“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扭；山有漆，隰有栗。”《秦風·晨風》中說：“山有苞櫟，隰有六駁；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秦風·車鄰》中說：“阪有桑，隰有楊。”這些都是記錄了植物群落當中一種植物出現必有另一種伴生。《詩經》中創立了“喬木”、“灌木”的名稱。《周南·葛覃》中說：“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周南·漢廣》中說“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小雅·伐木》中說：“伐木丁丁，鳥鳴嬰嬰，出自幽穀，遷於喬木。”此外，詩經還首記了植物的寄生現象：“蔦與女蘿，施於鬆柏……蔦與女蘿，施於鬆上。”
留下了大量的地名
據孫關龍同誌研究，“《詩經》中的地名，大致可以分為山名、水名、城邑名和國名四類。”山名與國名、城邑名不同，它比較穩定。今天可以確考的有“南山”（今山東曹縣東南曹南山）、“終南”（今陝西西南的終南山）、“敖”（今河南滎陽敖山）、“岐”（在陝西岐山縣）、“旱”（今陝西南鄭縣）、“梁山”（今北京石景山）、“泰山”（今山東泰山）等17個山名，對於研究我國對山地的開發，是有意義的。
《禹貢》
周代竹簡文獻廣泛應用與流傳，為地理知識的係統積累和地理著作的出現提供了可能。
《禹貢》是我國古代文獻中一篇具有係統地理觀念的著作。它是中國最古老的區域地理的一個光輝典型。在中國幾千年來傳統觀念中，《禹貢》是我國第一部係統的地理著作，在世界上也是極古老的區域地理先驅。
《禹貢》地理內容
明確的地理概念，簡潔的文字敘述《禹貢》在紛然並陳的地理現象中，抓著了最基本、最關鍵的地理事物，提升為一種概括的地理概念，用簡潔明確的文字表達出來。全篇僅有1193個字，就把當時知道的全國地理概貌：政區區劃、疆域輪廓，到農業、物產、貢賦的內容，從經濟利益出發，分區表達出來了。又將山脈、河流、土壤、田地、道路也作了係統敘述。最後還通過地理觀念表達出作者的大一統的政治理想。
分區論述的結構《禹貢》把全國劃分為九州，是原始地理區劃的先驅，後代儒家把“九州”認為是“夏製”，對我國幾千年來的地理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九州”的行政疆界，實際上是以天然的山（岱、華、荊、衡等），河（河、濟、淮、黑等），湖（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荷澤等），海（東海、南海、北海）來作為政區界線的標誌的。所以，它較僅按方向、道裏來決定位置的地理思想已大大進了一步。這九州的劃分是：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兗州：濟、河惟兗州；
青州：海、岱惟青州；
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揚州：淮、海惟揚州；
荊州：荊及衡陽惟荊州；
豫州：荊、河惟豫州；
梁州：華陽黑水惟梁州；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敘述從冀州開始，依次是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每州分敘其山川、湖泊的治理經過，土壤的顏色、性狀、肥沃程度，礦產，畜產，手工業品，特殊的物產品，田賦的等級和貢品的名目。運輸這些貢品的水運路線。在有的州裏還講到少數民族。陳述有條有理，簡明概括。然後是“導山”、“導水”部分和體現當時世界觀的四方之極為結尾。
突出地區特點自然地理的區域特點是建立在萌芽狀態的土壤分類、農業分區、自然景觀特點的認識基礎之上。並以此決定田地與貢賦等級。
壤對照冀州河北、山西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惟上上鹽漬土兗州山東西部草惟繇、木惟條黑厥田中下厥賦貞灰棕壤青州山東半島白、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灰壤及鹽漬土徐州蘇北及皖魯邊區草木漸包赤埴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棕壤揚州江、浙、皖南草惟矢、木惟喬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海塗、濕土荊州湖南、湖北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濕土、海塗豫州河南厥土惟壤、下土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石灰性衝積土梁州四川、雲南東北、貴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無石灰性衝積土雍州陝西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淡栗鈣土《禹貢》把九州的土壤進行了恰當的分類，指出它們的顏色、性狀和肥力及一些州的植被類型，並用統一的標準來規定各州的田賦、肥力等級。這一係統的、原始的土壤植被分類，開了農業區劃研究的先河。
最早係統的經濟地理記載物產的地理分布與流通情況，是經濟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禹貢》把當時九州範圍內，當時生產力水平之下人們加工於自然所出現的典型產品，分區列出，並敘述了流通情況，反映了我國最早的經濟地理知識。
如兗州，“厥貢漆絲，厥篚（圓形的盛物器）織文”。兗州某些地方出產漆、產絲。又出產精美的竹編手工業品。手工業、絲織業發達。工藝水平較高，能織有花紋的錦緞。
青州，“厥貢鹽、絺（葛纖維織成的細布）、海物（海魚、海產）維錯（不止一種，錯綜複雜）。岱畎（出產於泰山色彩美麗的鳥）、絲（桑蠶的絲）、枲（大麻、麻布）、鉛、鬆、怪石（特殊的山石，如滑石、紫石英、白礓石等）。”“菜夷（古代山東的一民族）作牧（耕種和畜牧），其篚（柞蠶）絲。”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五色土為古代帝王作儀式之用），羽畎（鳥羽山山穀出產美麗羽毛）夏翟（五色的雉羽），嶧楊（嶧，山名，山東嶧山的楊樹），孤桐（做琴瑟之用），泗濱浮磬（今徐州市東南五十裏有石在水旁，水中見石，此石可為磬，故稱石磬。又聲音輕越的磬出產在泗水、濱水之畔）。其篚玄（黑色）纖（為綢）縞（為絹）。”
揚州，“厥貢惟金三品（三色銅）、瑤（美玉）、琨（美石）、（小竹、細竹）、（大竹）、齒（象牙類，也泛指動物骨骼）、革（皮革）、羽（鳥類的羽毛，如孔雀羽毛等）、毛（旄牛尾，用作舞飾或旌旗之節）、惟木。島夷（海島民族）卉服（草編的衣服）。厥匪織見（用竹筐盛著錦緞），其色桔、柚錫貢（錫貢，有命乃貢）。”（辛樹幟《禹貢新解》，農業出版社，1964年）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青、白、赤三色銅）、杶（即椿）、幹（柘木，作轅用）、栝（柏葉，鬆身檜樹）、柏、砮（可做箭頭的石料）、丹（丹砂，入藥用）、帷箘（一種竹子）、（一竹子）、楛（一種樹或苦竹）；包匭（包裝的箱子），菁茅（入薰爐，供祭祀用的茅草）；厥篚玄纁（淺紅色、黃赤色的染料）、璣組（璣是珍珠之類的寶物，組是頭飾）。九江入錫大龜（錫為稀，意為不常貢有命乃貢）。大龜，《史記》載：“神龜出於江、淮之間。”
梁州“厥貢璆（美玉或黃金）、鐵、銀、鏤（鋼）、砮、磬、熊、羆（棕熊或馬熊）、狐、狸、織皮（獸毛織成的粗布）。”
雍州，“厥貢惟球、琳（球和琳都是美玉）、琅（像珠子一樣的美石或傳說中的寶樹）”（顧頡剛注釋《禹貢》）。
從上述物產貢賦當中，可以了解到當時貢物特產的分布，各地高檔產品及統治集團的消費品種等地理情況。
我國最早的水運交通係統網絡的記載冀州：夾右碣石（一說在河北昌黎；二說在今北京西山；三說在今河北槁城，渤海之濱）入於河。
兗州：浮於濟（從古菏澤 钜野澤 小清河為濟水故道）、漯達於河。
青州：浮於汶達於河。
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沿江入海再入淮，再入泗）。
荊州：浮江、沱、潛、漢，逾（轉陸）於洛，至於南河。
豫州：浮於洛，達於河。
梁州：浮於潛（漢水支流，湑水、褒水均可稱潛），逾於沔（在陝西省，為漢水上遊）入於渭，亂（絕河而渡為亂）於河。
雍州：浮於積石（指甘肅臨夏市西北的小山，俗稱小積石山），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渭水以北，朝邑西南，渭水入河處稱“渭汭”。禹貢時代有兩條路線：①從小積石山航行東至西河入龍門；②經灃、涇、漆、沮西下至渭汭入河）。
從上述水運係統的網絡看來，禹貢時代黃河不僅可以通舟楫，而且以黃河為中心，把全國的水運網，聯絡起來了。
全國最早的山係記載“導山”部分，專論山嶽，九州以內的山嶽形勢，地勢高低，記述得很清楚。西高東低，西部山脈集中而東部山體分散。這是《禹貢》敘述山脈的總體特征。依此特征，也自西至東敘述得有條不紊。
北支在渭水以北，始於岍（陝西隴縣西南）、岐（陝西千陽縣西北）、荊（陝西朝邑縣西），中經壺口、雷首（陝、晉之間）、太嶽、砥柱、王屋（晉南）、太行、恒山而至碣石。
第二條，從渭水南岸的西傾、朱圉、鳥鼠至太華（隴陝）開始，中經熊耳、外方、桐柏（豫西）而至陪尾（魯南）。以上山峰都在黃河南岸。
第三條，始於蟠塚（陝南），中經荊山，內方而至大別山（鄂、皖）。以上都在漢水右岸。
第四條，從岷山起，經衡山（湘）至敷淺原（贛北）。
以上四條山脈井然有序地表敘了黃河中下遊及漢水、淮河之間山嶺的概要分布。這一山脈的認識體係統治了中國山係思想界達幾千年之久。漢儒提出“三條四列”說，將岍、岐至碣石劃為北條；將西傾至陪尾定為中條；將岷山至敷線原定為南條。蟠塚至大別劃為中條的分支。宋儒又提出三大龍脈，都承繼於《禹貢》，這些觀念都作為經典裏的神聖觀念，形成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河山觀。直到17世紀，徐霞客通過親身考察，才進一步地訂正了它。
全國最早的河流係統記錄“導水”部分是敘述全國水係的專文。先從上遊開始，西方的弱水和黑水為第一條。中原的黃河作為第二條敘述。第三條是江和漢。第四條講的是黃河以南的支流，渭、洛二水。先敘述北方的河流，後敘述南方的河流；先上後下；先主流、後支流的排列原則。但《禹貢》對南方遙遠地區的弱水和黑水，往往敘述錯了。基於對中國水係的總體認識，經幾千年到宋代進而演化為“三大龍脈”，成為儒家的經典觀念。
政治理想的表達《禹貢》中的“五服”部分：“五百裏甸服，五百裏侯服，五百裏綏服，五百裏要服，五百裏荒服”。實際是把當時政權所在地設計成世界或宇宙的中心。是一種古樸的、理想化的行政製度，是原始的大一統政治理想的體現。它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對封建中央集權製的形成有積極作用。
“四至”說與當時地理視野的極限在中央政府之外，甸、侯、綏、要、荒各服五百裏。最後的地理視野到了：“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及、以）聲教訖（終止）於四海”，東麵是大海，西邊是流沙，南方和北方沒有明確的界線，僅達到聲威和教化終止的地方。這是真實而科學的地理觀念。但在陸地的邊緣，也即“四方之極”又似乎可以到達、終止於“四海”的邊緣。
《禹貢》成書時代的討論
《禹貢》是中國遠古時期的地理著作，其內容如此完整、係統和豐富，那麼它究竟是什麼時代的著作呢？在中國曆史上，研究《禹貢》的經學大師：伏生、晁錯、孔安國，一直到明、清時期的王夫之、顧炎武等人都研究過《尚書》和其中的《禹貢》。近代學者如夏緯瑛、石聲漢、夏鼐、鄭曉滄、童書業、李亞農、顧頡剛、譚其驤、侯仁之、徐中舒、王成組、辛樹幟、史念海等先生，都發表過研究意見。意見分歧、陳案重重，今簡要介紹如下：
第一種，漢代偉大史學家司馬遷將《禹貢》列為夏書。認為此書是禹本人或禹時代治水功績的一份記錄。其成書年代約在公元前21世紀。
第二種，儒家學派的學者，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一直把《禹貢》看成是聖人大禹的手筆，千年之後又由聖人孔子編定，因此就把它推崇到絕對尊嚴的地位，稱為“經典”，即便後世學者覺察到其中的錯誤，也不能輕言易改。不然就會以“褻瀆神聖”，招至殺頭之禍。
第三種，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和現代辛樹幟等認為《禹貢》成書於西周時代的文、武、成、康全盛時期，是當時太史所錄。即成書於公元前1185年至公元前952年間。主要理由是：
其一，《禹貢》九州為西周時的疆界。殷的疆域較此而小，僅以淮水流域為南界。春秋以後，南方已有更遠的開發，疆域又較此擴大。《禹貢》九州是西周時的規劃，“決不是春秋時期，也不是孔子到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時期的學者所著”。
其二，不是西周的大一統，決不能出現九州這樣多的物產。西周時的作品，如《詩經》中的“大雅”、“小雅”及《周書》、《國語》、《左傳》所記載的物品與《禹貢》所記載的物品差不多。因此，《禹貢》成書應在西周。
其三，導山路線是周初國內陸路交通幹道的路線。“導”為刊水治路，以通行旅的意思。第一條交通幹道是由岍和岐到荊山過河（黃河）。第二條由壺口、雷首到太嶽，被王夫之稱之為“河東之道”。第二條由砥柱、析城到王屋。第四條由太行、恒山到碣石入海，被王夫之稱之為“幽、燕之道”。第五條由朱圉、鳥鼠到太華，一繞豐、鎬的西北，被王夫之稱之為“渭北之道”；一繞豐、鎬的西南，被王夫之稱之為“關西渭南之道”。第六條，自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繞洛邑北麵，向東北展開，為“河北之道”；一繞洛邑南麵通向東南，為“洛南楚塞之道”。第七條由蟠塚到荊山為“漢南、易北之道”。第八條由岷山到衡山過九江到敷淺原的“川、湖之道”。西周時代的這九條幹道也被其他文獻所記錄。
其四，《禹貢》的物產中也出現了“鐵”和“鋼”，有的學者以此為《禹貢》成書較晚的論據。中國最早的鐵器記載始於公元前513年（昭公二十九年）。晉國一鼓鑄鐵480斤，鑄造了鐵鼎。考古發現鐵器的使用上至公元前708年（桓公四年）。鐵製的武器有周初的。總之，鐵器的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
和這種認識相近的有日本學者小川琢治。他認為《禹貢》是記錄周室開國百年後，王都與圍繞著王都的行政狀態的可靠記錄。所以要知道古周室文化達到什麼程度，除此數千言之書，尚未有可信憑的文獻。
第四種，清末康有為以及今王成組等人認為：《禹貢》的編寫基本上是周遊列國、博學多才的孔子。他依照春秋時代的地理範圍和生產條件寫成的。成書約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他所規劃的九州，要比現在了解的夏文化的分布範圍寬廣得多。說《禹貢》為孔子手定的理由是：
其一，公元前280年是孔子死後200年左右，此時，《尚書》早已風行一時、廣為流傳。《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假如《禹貢》成書於戰國時，突然加入到《尚書》中，當時戰國學者怎麼不提出懷疑和指責呢？《尚書》是孔子編定的書，西漢還有古文本和今文本的流傳，《禹貢》是其中的一篇，也為孔子定稿。
其二，九州之中，雍州的得名足以表明《禹貢》寫作於秦國在公元前677年徙雍之後不多久。此時是孔子將要出世之時。
其三，《禹貢》對於楚國南部和吳越地區的山川，認識模糊，正是足以證明寫作的年代較早。
第五種，顧頡剛、侯仁之等提出，《禹貢》“是公元前第三世紀前期的作品。”成書年代“較秦始皇統一的時代約早六十年”，（顧頡剛《禹貢》注釋）作者可能是秦國人。這就比“大禹手書”說拉下了近兩千年。比“西周”說拉下了七百多年；比“孔子編定”說拉下了二百多年。此說的主要根據是：
其一，認為九州是在戰國的情勢下產生的。九州和五服分內外兩部分說，要到戰國中期才有可能出現。《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為荊州，楚也。北為幽州，燕也。”這樣，中國領土的幅員和疆域，到戰國時代，才達到禹貢九州的地域。《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於公元前280年以前的疆域概念。
其二，五服製度在西周時代實行過，到戰國消亡；九州製度是由戰國開始醞釀，到漢末而實現。《禹貢》裏把落後的製度和先進的理想一齊記錄下來了。因此，此書寫於兩種製度交替之時，更合乎情理。
其三，夫差開的人工河道，距《禹貢》時代已遠，所以《禹貢》作者的記敘中，把它當作了自然河道了。也即溝通泗水和濟水之間的運道，是戰國時吳王夫差所開，《禹貢·徐州》裏記為：“浮於淮、泗，達於河”，忘記了它是人工運河。
其四，中國之由銅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始於春秋而盛於戰國，梁州的貢物有鐵和鏤，亦即邊遠地方出產鋼、鐵，這隻會是戰國時期的書。
其五，《禹貢》中大一統的思想這般濃重，應該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的思想準備。
第六種，新近史念海先生提出《禹貢》“為戰國時期的著作，其成書年代不應早於公元前482年，亦即周敬王38年和魯哀公13年，吳晉黃池會盟之年……這是最早的極限……還應在公元前403年之後……即周威烈王23年三家分晉之後……《禹貢》成書當出於魏國人之手。”其理由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