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徐州的菏水是《禹貢》成書年代的最早極限的標誌。《禹貢》中說：“浮於淮泗，達於菏。”菏水是一條大致東西向的人工河道，是吳王夫差和晉侯在黃池會盟而開鑿的。吳晉黃池之會是公元前482年，《禹貢》中記錄了這條河，必成書於此年之後。
其二，“揚”和“越”乃是字的聲轉，實質相同。越滅吳在前473年，下距三家分晉尚有五十多年。《禹貢》九州中列入影射越國的揚州，說明其成書年代不能上推到戰國之前。《禹貢》冀州影射的是三家分晉之後不久，著作年代不能早於前403年。
其三，“西河”的名稱是魏國人的口吻。“西河黑水為雍州”出自魏人。《禹貢》運道中心的都城是魏國都城——安邑（河南夏縣），這裏也是先前的禹都。《禹貢》也就假借這個傳說中的禹都，繪製以安邑為中心的大一統事業的宏圖。
以上六種意見，都各自有一定道理，尚待深入研究，方可定論。
《山海經》
在我國古代的典籍中，《山海經》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自古被稱為“奇書”。全書雖說隻有31000多字，卻是包含著我國古代地理、曆史、神話、民族、動植物（包括生態習性、醫療攻效）、礦產（包括產地、色澤、性狀等）、醫學、宗教等多方麵的內容，保存著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是研究我國上古史的重要文獻。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史、神話史、民族史、醫學史的學者，探祖尋源都要研究《山海經》這一部書。
現在流傳著的《山海經》是漢哀帝劉欣建平六年（前6）劉秀（即劉歆）承襲父業任“秘書”之職，校閱宮廷珍藏的秘籍時發現的。劉秀對此書評價甚高，並將“山海經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上呈奏朝廷。此後才有抄本流傳於世，共十八卷，分《山經》五卷、《海經》八卷和《大荒經》五卷。
作者和時代
《山海經》的成書時代，曆史上早有不同的說法。確定其成書時代，對於認清它在中國古代曆史及中國地理學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義。現在通行的說法，認為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時之作。對其成書於何時，有以下幾種主要說法：
第一種，自西漢劉秀（歆）以來的正統說法，認為此書是大禹、伯益所記，而且：
“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人民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分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都承繼此說。著名的東漢學者王充也說：“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見間作《山海經》。”都同意《山海經》為禹、益作著。
第二種，近幾十年來，《山海經》的成書年代引起熱烈討論。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認為《山海經》中的《山經》出現最早，主要論證了《山經》成書年代比《禹貢》還早，說：“若《禹貢》出於戰國之季，則《山經》之作，其在戰國之初，或春秋之末。”舉出如下證據：
其一，“《山經》作者確認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胥居一大洲之上。”“古人屢稱四海者以此，知實為古之地理概念。《禹貢》作者則已知惟東方有海，故青、徐、揚各州各以海表州。其結尾全曰：“東漸於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學識之大進步，突破了古代之幻想者也。”
其二，“《山經》流沙之名，原不專屬於某方”，“此種觀念，即承認四方有海而來。蓋海濱皆有沙洲，所謂流沙者，即沙洲之異名耳。”而“《禹貢》作者，已打破此舊觀念，遂以流沙之名，專歸於沙漠，而屬西方。”可見《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要比《山經》作者準確和進步。
其三，“《禹貢》之南界為衡陽，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為岱、荊、衡、華。衡山之地位如此重要。《山經》作者對東方的認識是極為模糊，而猶知有泰山。又西山以華山為首，中次八經以荊山為首，與《禹貢》之分雍、梁，荊別豫荊者，其觀念甚相似。獨衡山既不見於南山經，又不見於中次十二經，何也？予因以知《禹貢》南之衡山，蓋楚杯南境之結果，當作《山經》時，河漢間山猶未嚐聞其名也。”
基於以上幾點認識，顧頡剛先生認為《山經》早於《禹貢》。但顧先生最後說：“古人著書，恒不出於一手，成於一時。《山經》定形之期，或未必遠早於《禹貢》。至其胚胎之期，則斷之高於數百年也。”
第三種，以王成組先生為代表，認為《五藏山經》是戰國後期作品，成書比《禹貢》要晚，是《禹貢》幾種地理概念的發展。提出的理由為：
其一，《山經》此種“專題的長篇著作，顯然是戰國時代兵家、農家、醫家等各部門先後編著專著，爭鳴成風的條件下的產物。”
其二，“對諸多礦產的關心，顯然是繼青銅文化之後，鐵器開始盛行時代的作品，銅鐵在各種金屬中產地比較多，而出鐵之山更多於出銅之山，相當符合戰國後期采礦業發展的傾向”。
其三，“大量的山名水名，山名之多仍然比較《管子·地數》篇提到的出銅之山還少一點。《五藏山經》的山數總計，隻有《地數》篇出鐵之山的八分之一。”
其四，怪物、怪人是作者想像臆造。產生的時代“正是戰國後期的方士在大力宣揚神仙怪異和長生之藥。”
其五，地理思想上“《五藏山經》顯然受到《禹貢》的影響，同時還增加了一些有關河流發源地的新資料。”如，山列遠較《禹貢》為詳細，且有方向裏程，並將《禹貢》大小水道發源地具體化等等。
在以上三種看法中，現在一般很少有人堅持《山經》出於唐虞之際的第一種看法了。我們認為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第二種看法，比較客觀，《山經》對長江及長江以南的地方，地理概念就十分模糊了。對長江也隻朦朧認識，而《禹貢》對揚州、荊州、梁州已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地理概念比《山經》確切。
《山經》雖記載了五列山，但其中較詳盡且較準確的僅是北山經、西山經與中山經的一部分。這些地方大約是今日的黃土高原、汾渭穀地、河南境內黃河下遊一帶。而南山經記載模糊，東山經難於確考，西山經西部神話明顯增加。可見《山經》作者的地理觀念中，比較清楚的僅是黃河中、下遊一帶。《禹貢》則不同，其描述的地理區域範圍顯然比《山經》為廣，所用的地理概念準確，語言明晰。《山經》則較《禹貢》地理概念原始，成書在前可能性大。此書又不出於一人之手，非一時之作，使其成書年代增加了複雜性。袁行霈先生研究認為“如果肯定《禹貢》是戰國末年的作品，那麼，《山經》必完成於戰國中期以前。這是它的下限”。又說“大致可以肯定《山經》是戰國初期或中期的作品。”
《海經》部分，現在一般認為是西漢時期的人所作，而《大荒經》補進《山海經》中則更晚。它很可能是漢哀帝時期被劉秀將三十二篇刪為十八篇中刪除來的材料，到東晉郭璞時又重新整理納入其中。
《山海經》的性質
由於《山海經》成書時代古遠，書中又記載了很多內容，有些內容不易被後世讀者理解，後世研究者對此書的性質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認識：
其一，認為《山海經》是巫書，書中的內容僅有神話性質。曆來有一些學者認為《山海經》的內容，“恢怪不經”、“離奇怪誕”，是神話，是臆造。西漢司馬遷最早提出來說：“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漢書·藝文誌》將它列入“數術略·刑法家”，實際認為它是巫書。最早注釋《山海經》的郭璞也說過：“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垮，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中有：“精衛禦微術，將以填滄海”之句，及“誇父誕宏誌，乃與日競走”之句，都是把《山海經》看作是神話故事書。到了明代，著名學者胡應麟說：“《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四部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總錄提要》的紀昀（曉嵐）說《山海經》，“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裏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魯迅也說：“《山海經》……蓋古之巫書也。”聞一多、沈雁冰等人也把《山海經》看作是神話書。新近袁柯先生撰文也說：“《山海經》自身的內容，有力地證明了它是古代的一部巫覡之書。”
其二，認為《山海經》是“聖賢遺事”，是科學書，是可信的地理書、博物書。西漢劉秀校《山海經》，上表呈朝廷時說此書“可以考楨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謠俗……博物君子不可惑焉”，又說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簡直將之當成真實的地理博物記載了。晉代郭璞繼劉秀之後，也十分推崇這部書，認為它是可信的地理記載。他批評不信此書記載的人說：“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及談《山海經》所載而鹹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此後的目錄書，大多把它列為“史部地理類”，如《隋書·經籍誌》、《舊唐書·經籍誌》等，都將之列為史部。清代畢沅《山海經新校證》、吳承誌《山海經地理今釋》、任元德《山海經為地理書說》、高去尋《山海經新評價》和孫青元《山海經時代的社會性質初探》等都認為它是一部價值很高的地理書。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說《山海經》“可以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寶庫，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關於古人是怎麼認識礦物和藥物之類天然物質的知識。”他還將《山海經》中的怪物和古希臘神話中的怪物進行了比較，認為這可以探索人類文化起源的淵源，提供有用的材料。而近年以來，又有學者提出，“海經”中有的自然環境的描述與美洲的自然環境、山係、動植物相仿佛，對《山海經》中一向被認為隻有神話意義的部分，提出了新看法。
其三，認為此書既是神話書、巫書，又是科學書。顧頡剛先生認為：《山海經》是“合著記載和想像的一部地理書。”袁珂先生認為：“《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亦乃神話之淵府。”袁行霈先生認為：人類早期的文化工作者就是巫與覡。人類早期對世界的認識就是神話之中包含著真實，在真實之中包含著神話，因此《山海經》是科學書同時也是巫書和神話書。其論據是：
階級一出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形成最初的分工，掌握文化的人便是巫。巫在社會上相當於文化人，地位很高。《國語·楚語》上說：“古者，民神不雜……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是那時的文化階層，他們是溝通上天和人間的“使臣”。最初的占卜、曆數、醫藥、祭祀都由巫來管理。“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那時，“巫、祝、卜、史”本是一體，為了祭祀，巫祝必須熟知山川名號，了解各山之神以及各地的物產、特產。他們參與國家的慶典、祭祀、決策活動，必須有廣博的地理、博物知識。古代祭祀活動，規模十分龐大，祭品包括殊方珍異，由巫管理。總之，古代巫的社會地位重要，他們人數很多，分工較細、分別通曉神話、祭祀、占卜、舞雩、地理、博物、醫藥等多種學問，而《山海經》為巫覡根據遠古傳說記錄下來的一部巫覡之書，為他們施行巫術時參考，同時也記錄下了古代許多真切的知識。
《山海經》的地理知識與地理觀念
《山海經》記錄了許多樸素的地理知識，包括山川、動植物、礦物種類及其分布等知識，在地理學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我們可以根據其中的記錄，探討當時的地理知識與地理觀念。今簡要歸納如下：
其一，《五藏山經》的地理範圍：東南至會稽，西南至邛崍，西北至青海、新疆的天山，東至泰山，北邊似乎越過河套到內蒙古高原或西伯利亞，中心區域大體包括越、楚、蜀、秦、鄭、晉、燕、齊等國疆域。《海內經》主要記海中和沿海邊遠地區；《海外經》記四海之外的國家和地域。
其二，《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五藏”意為“五列”或“五域”，是分山列和區域來敘述當時所認識的全國山脈的。在作者心目中，以位於今河南西部的“中山經”為世界中心。對這區域的山脈敘述最詳細，分為十二次山經來寫。四周是西山經、南山經、東山經和北山經。也分別分為若幹個次山經來寫，最少有三個次山經。在作者心目中，它們共同構成大陸，大陸的四周被海水包圍著，四海之外又有陸地和國家，是荒遠之地，就構成了世界。每一次山經的敘述大致也有一定的規律，山名、裏程、植物、動物、水係、水生動物、礦產等項是基本的。大量的古代山名、河名對今天曆史地理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其三，《山海經》中已有“四極”的觀念。“四極”又稱為“四隅”、“四陬”，在作者心目中，世界是有極限的，可以測量的。《五藏山經》既不稱州名，也不稱國名，似乎沒有政治地理觀念，而隻講自然山川，這證明它保有較原始的地理認識。
其四，《五藏山經》的末尾說：大凡“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裏，居地也。言其五藏，蓋其餘小山甚眾，不足記雲。”實際上，列出名稱的山隻有460座，水名記載了260餘條。國內一些學者，如侯仁之、譚其驤、王成組等把山經所提到的一些山名和水係繪製成地圖，與今天的山、水分布圖相對照。《山海經》作者熟悉的中山經和西山經，描寫詳細，也較準確。南山經他們不熟悉，描寫粗略，臆想的成分也加多。如中山經記述了208座山和84條河，北山經記述有88座山和79條河。西山經記述了78座山和56條河，這都是較為熟悉的地方。而東山經和南山經作者不熟悉，記載的山河較少。
其五，《五藏山經》中記載了大約140多種植物的名稱，並進行了一些植物形態的描述。其中木本、草本植物名稱各記錄都約70餘種。以中山經中的植物種類記錄最多，約180多種次，其次是西山經，約150多種次。北山經約記錄了30多種次，東山經和南山經植物記載較少。這140多種植物中，有一部分可以和今天的植物對照出來。如：木本植物中的鬆、柏、桑、漆、榕、竹、樗、楨等。草本植物中的菅、杜衡、芍、門冬、少辛（細辛）等。果樹中的桃、梨、李、杏、梅等。另外《五藏山經》還對植物中的根、莖、枝、葉、花、果等形態描述。這反映了當時植物學的知識已相當豐富。有一些植物還記錄了藥用功效。如“萆荔食之可以醫心痛”；“椶枬食之醫疥”；“彫棠食之醫聾”等等。這樣的藥用植物記載約有50處。這在植物地理及中藥史上有一定意義。
其六，《五藏山經》中出現了200餘次動物名稱，分別記錄了112種不同的動物。這部分內容，曆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因為這些名稱，今天看來是稀奇古怪的，動物的形態描述也難於令人置信。而且往往見到這些動物時，記錄說會“天下大穰”或“天下大兵”“天下大水”等等。有人認為這些動物描述，科學意義不大，神話成分居多。但若剔去那些荒誕的部分，就是我們熟悉的動物。它們不外乎是猿猴類（靈長類）、偶蹄類、狐犬類、虎豹類、鼠類、飛禽類等動物。似牛的動物有18種，出現40餘次。似鹿的動物有10種，出現31次，似虎豹的動物有11種，出現27次，似狐犬的動物有20種，出現20次，似羊的動物9種，出現20次。出現較多的有麋、虎、豹、牛、鹿、羚羊、犀、兕、象、馬等。現在犀在中國已絕跡了。像當時分布在中山、南山和西山區域，今天分布區已大大縮小。當時氣候較今天暖濕。沙漠之舟的駱駝在北山經裏出現過兩次。東次二經提到犰狳，是否與南美洲的犰狳相似，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此外記載的動物還包括魚類、蛇類、腹足類、兩棲類等。這些動物及其分布區的記載，實際上也是珍貴的科學資料。
其七，《五藏山經》中有大量的礦物記載。玉出現有154次。非金屬有堊、雄黃、文石、赭等十多種。金屬有金、鐵、銀、赤金、赤銅、錫、赤錫等十數種，產地記錄有170多處。這是珍貴的礦產地理資料。
其八，一些自然地理現象的記載與描述。例如關於華山的險峻，《山海經》記錄為：
“太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裏，鳥獸莫居”。（《山海經·西山經》）
如此果斷地抓著華山最重要的特征，形象地反映出華山的地理麵貌。
又如關於河流季節變化，對教水記述入下：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永冬幹而夏流，實惟幹河。”（《山海經·北次三經》）
教水是一條注入黃河、冬幹夏流的季節河。
“小鹹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山海經·北山經》）
這些記載都是對自然界科學觀察的結果，有一定的地理意義。
其九，末尾點出此書的意義，原文為：
“天地之東二萬八千裏，南北二萬六千裏，出水之山者八千裏，受水者八千裏。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穰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山海經·中山經》）
《山海經》的意義在於從生產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從生產中獲得的地理知識，也要應用於社會、國家的經濟建設。總之，《山海經》是中國古代科學知識的一種帶有神話色彩的總結，僅將之歸入異聞小說是不夠的。
《管子》
《管子》一書是我國先奉諸子中著名的典籍之一。它非出自一人之筆，非一時之書。其中的一些作品，寫成的時間相差可能幾百年。此書托名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所作。他曾輔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之成為五霸之中最早的一個霸主。管仲名夷吾，號仲父（公元前685—公元前645年），潁上（今河南登封西南）人。他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其思想和作為，在那個時代堪稱楷模，對後世也有深遠影響。所以他死後就有可能有人假其盛名著書立說。《管子》一書，是記錄他的言行和發揮他的思想的書。其中心思想是組織人民因勢利導、因民善俗地發展經濟，以求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管子》一書雖非管仲所作，但它確實保存下了那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哲學、醫藥、地理以及一些自然科學等多方麵的內容。現存《管子》一書是西漢末年劉向校閱宮廷所藏古籍中有關文獻，“共得五百六十四篇”。他校刪重複，定為九十六篇。不久又佚散十篇，僅留八十六篇。此書的體裁分為問答和敘述兩種方式。這裏，僅將其中有關地理知識和地理思想的內容提出來，作簡要介紹。
對地圖的作用和內容的敘述
在《管子·地圖》篇中，一開頭就指出地圖的重要作用和當時地圖中的一些內容：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關名，河南偃師縣東北）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穀、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裏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上文所敘地圖的內容已很豐富，可以表示多種地物，地圖的比例、製圖的符號，都很可能有規範的符號。作圖時，如果不進行一定的勘測，恐怕難於完成這樣複雜的地圖。
海陸分布的粗略認識
在《管子·地數篇》裏，“桓公曰：地數可得間乎？”而管子回答說：
“地之東西二萬八千裏，南北二萬六千裏。其出水者八千裏，受水者八千裏。”
這裏的“出水者”，似乎是指潛水流出來的地方，“受水者”似乎是指低凹的瀦水之地。世界有多大？似乎是可以用數量衡量出來。
最初銅、鐵礦山分布的地理數據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管子·地數篇》）
出鐵的山比出銅的山多得多，這是符合實際的。反映了春秋、戰國之際，對銅、鐵礦產的廣泛開采，在此基礎上積累的地理知識。因礦產的開發，金屬工具的使用，出現了貨幣，出現了戰爭武器的改進，而使得財富的分配“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原始探礦方法的總結
《管子·地數篇》說：
“山之上有赭者，其下有鐵，山之上有鉛者，其下有注銀；上有丹砂者，其下有柱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
利用一些礦物共生的特性，先找到指示性礦物的一些明顯特征，而後進一步確立貴重金屬礦埋藏地的方法，大約是春秋、戰國時期探礦經驗的總結。
一些自然資源分布的記載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當武王之數。”（《管子·地數篇》）
“數”是財富的意思。當時楚國的“金”分布地，齊、燕的鹽，都是可以銷到鄰國而使國家致富的財源。
土地與植物相互關聯規律性的記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凡彼草土，有十二衰，各有所歸。”（《管子·地員篇》）
文中指出不同的土壤種類，不同高度分布的土壤，都有與之相適應的草本植物生長。“凡彼草土，有十二衰”，就是有十二種分布於高低不同的土壤之上的草類。還分別講到平原、丘陵和山地三種不同的土地與植物生長的關係。又敘述了大平原上五種土壤的宜生穀種、宜生草木，水泉深淺。其次敘述丘陵地的高下等次、水泉深淺。其中已包含著對高山地帶性植物垂直分布簡單記述。海拔2000～3000米分布著落葉鬆。在海拔1500～2000米，叢生山柳或山楊。1500米以下分布闊葉林。小山之側則公布著樞、榆。此外還以小地形為例，舉了從水中到陸地，從低處到高處山岡的十二種植物分布。這一觀察記錄是我國最古的生態植物地理記錄。
最早的植物與水分環境關係的記載
《管子·地員篇》說：“葉子於；下於莞；莞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
根據夏緯瑛先生的意見，“葉”是“荷”，生長於沼澤深處；“”也是淺水植物，生於沼澤深水，可能是“蔆”或“茭白”。“莞”屬也是淺水植物，生長在沼澤淺水中。“蒲”是香蒲，多生於淺水岸邊。“葦”是“蘆葦”生長於水邊濕地。“蔞”是“蔞蒿”的一種，生長於旱地，也喜濕。“荓”是掃帚菜，旱生。“蕭”是艾蒿，耐早植物。“薜”是莎草植物，耐旱。“萑”是益母草，耐旱。“茅”即白茅，極耐旱。這裏，《管子·地員篇》依次把水生植物、挺水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從生態環境到植物習性排列起來，表達了植物生態和水分環境關係的規律。在二、三千年前，我們祖先有這樣豐富而準確的植物地理認識，是不簡單的。
土壤的最早記載
《地員》篇的後半部分，專論土壤，把當時全國（主要對華北平原）的土壤分為18種之多，每種又分為5種品色，共計90品色。這18種土壤按照農林生產的肥力差別，又分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等級、六種土壤。按土壤的顏色，將土壤分成了悉土、赤壚、黃壙、斥（赤）埴和黑埴五類。從地貌條件及海拔高度、氣候、植物對土壤的影響到成土母質的礦物、地下水位等成土因素，考慮土壤的劃分。在劃分土壤肥力狀況時，考慮到了土壤的質地，如赤壚土壤為“曆、疆、肥”。“曆”是土質疏鬆；“疆”是粘性好；“肥”是肥力高。而斥土則土壤鹽堿，肥力不高，“甚鹹於苦，其物為下”。對於每種土壤都說明它所宜的穀種。又將上土分三種。第一是息土，次為沃土，三為位土。用其他種類的土壤都以這“三土”相比較，定出差別，還講到這些土壤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長各種有用植物。如森林、果樹、纖維植物、藥用、香料等。
河流分類的最早方案
《管子·度地篇》在農業生產和水利事業發展的基礎上，對河流提出了早期的分類：
“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引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穀水。水之出於地，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