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把天下的河流依其源泉所出的不同，及流入海、河、江等不同，劃分為：經、枝、穀、川、淵五種類型。提出對水“因其勢而利往之”的治理原則和不能久扼，若久扼則有危險的意見。這些都是符合科學道理的，反映了當時河流地理的知識水平。
最早提出國都城址選擇的地理條件
《管子·度地篇》說：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下聖人也。故聖人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向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此所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廓，廓外為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
國都城址的選擇，要在較為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之上。背有大山，左右有河流、泉水或湖泊，還要注意城內可暢通地挖修排水溝，使城內的水順著地勢排入大河。這樣的城址就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農產品來保障城市人口的衣食所需和繁養六畜、發展經濟，以吸引更多的人口集中。有了這些地利和險要，還要內築城、外立廓、廓外挖護城壕，低的地方築堤防，高的地方挖溝渠。這樣係統的城址選擇理論，是實際工作的總結，很符合科學道理。
河曲現象的觀察、研究記錄
《管子·度地篇》中說：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則搗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挖，挖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
意為河流彎曲的地方，產生回流，回流和正流彙合，產生漩流，漩流湍激，在河床坡度小的地方，回流轉彎平緩。河床高差大則漩流有限強的側蝕破壞力量，於漩流之後，有的地方流速緩慢，泥沙淤積，造成河道堵塞。日子長了河流就會衝決河道，泛濫成災。
上述細致地描述了產生河曲的原因及漩流產生的過程。也記述了河床坡度不同，對流速、漩流侵蝕能力的影響。一些地方強烈侵蝕，則另一些地方則會沉積。日子長了就產生河曲，甚至引起河床改道。這就記錄了河流變遷的過程與規律。
關於物候、農日和水利的記載
《管子·度地篇》說：
當春三月，天氣幹燥，水糾裂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不利作土功之事，妨農焉……當秋三月，山川百泉湧，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隙……。
一年四季之中的氣候特點，從農事和工程的角度進行評價，準確而科學。總之，那時從自然崇拜到因生產實踐的關係而逐漸地開始認識自然地理規律的萌芽。以分類的方法來認識一些地理現象，是本書的科學水平與特色。表明《管子》中的“地員篇”、“地數篇”和“度地篇”是中國部門地理著作的萌芽。
《水經注》
《水經注》是我國6世紀初的一部以水係為綱領和坐標來記述全國地理事物分布的著作。準確的方位和距離，表現了當時對地理位置記述的精確性。它在記述我國137條河流水道的古籍——《水經》的基礎上補充記述，使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條，注文20倍於原文。此書實是我國古代地理知識的總結，流傳到現代全書約有30餘萬字，內容相當豐富。1500多年來，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如林，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
成書的時代
關於《水經注》的成書時代，大致有以下幾種看法：
其一，傳統的觀點認為《水經》為漢代桑欽撰，郭璞注。而《隋書·經籍誌》錄有：“《水經》三卷，郭璞注。”
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記》說：“《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成帝（前32—7）時人。”
而現在研究證實，《水經》所舉郡縣，西漢、東漢兼而有之，甚至個別的郡縣，還有曹魏時期的。據此，認為“《水經》是西漢編定的書”，這一說法受到強有力的挑戰。
其二，近些年來，侯仁之教授等依清紀昀、戴震之說，提出：“大約在三國（221～279）時候，有人寫成《水經》一書……到了公元5世紀，酈道元為《水經》作注，補充記述河流水道……注文二十倍於原文。”陳橋驛教授也說：“《水經注》是北魏延昌、正光間（515～524），酈道元撰述的一部地理著作。從書名來看，它僅僅是《水經》的一種注釋，但這部完成於三國時代的《水經》，內容非常簡短……”。
其三，而王成組教授另有新見，他認為“從《水經注》的內在特征來衡量，《經》與《注》可能是酈氏“家之言。”理由是酈道元的“水經注序”中隻說：“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聞。”據此解釋，認為“全書的經、注同出於他一人之手。”為此“提出經、注全是酈氏一手編成的主張”。
本書基本上同意侯仁之、陳橋驛教授的觀點。應該說，《水經》一書原出於漢代桑欽之手，後來到了東晉時代又由郭璞（276～324）補注校訂，補的注文較少，所以東、西漢及曹魏時期的地名在經文當中都出現了一些（王先謙校《水經注》說明，巴蜀書社）。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間（515～524），酈道元在前人《水經》基礎上，詳加注釋，完成《水經注》一書。
酈道元簡介
酈道元（465～527），字善長，北魏範陽涿縣（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現在當地還有“道元村”，原建有紀念他的祠堂。他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父親酈範隨侍東宮，官至東平將軍、青州刺史、永寧侯。酈範七十多歲死於孝文時期（471～500年間），由他承襲永寧侯爵位，從此走上仕途。
他自幼隨父赴任，臨撫東秦、道光海岱。旅居東齊，遍遊淄水、巨洋水（今彌河）兩岸山水，登臨渤海之濱，以觀滄海。又遊淄水上遊，佇立於瀑布飛流之下，濤聲轟鳴，空穀傳響。當他走上仕途之初，可能住在當時北魏繁華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這裏宮殿樓台相接，廟宇林立、建築宏偉、極工盡巧。雲崗、武州一帶的石窟寺，因岩結構、富麗堂皇、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旅行生活大大增長了他的見識、開拓了他的心胸，也徹底改變了他“少無尋山之趣，長無問津之性”（酈道元《水經注敘》敘文，孫潛夫抄補）的性格。相反，他的行動表明其“搜渠訪瀆”的性趣是很濃的。
太和十七年（493）酈道元作為孝文帝侍從，隨行出巡。到了並州（山西太原）、洛陽（河南洛陽）、鄴城（河南安陽北，河北磁縣）、蒲地（山西蒲州渡口）、朔州（山西朔縣），北麵一直沿著陰山到了沃野鎮。
之後，酈道元出任地方官，景明中（500～503）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後為河南尹，曾又代理魯陽（今河南魯山縣）郡守。武帝延昌四年（515）任東荊州刺史。孝明帝後又招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驛邊郡（《北史·酈範傳》）他長年因宦遊，北至陰山、南到漢水、淮河，西到華山，東至山東半島、渤海之濱。其中特別是黃河流域、海河水係、漢水一帶的汾水、文水、晉水、洙水、泗水、淄水、武州川、桑幹河、漯水等都保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跡。他所到之處，“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獸走過的足跡），訪瀆搜渠，緝而綴之。”“舟車所屆”“訪其民宰”，證古觀今，研究地理環境的特征與變遷，為《水經注》的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水經注》中許多逼真的描述，非親身經曆、實地考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為酈道元進行了長期而廣泛的實地踏勘，方使《水經注》的記載彌足珍貴，“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明·朱謀瑋《水經注箋序》）。
酈道元一生勤奮好學，清代劉繼莊稱他“博覽群書，識周天壤。”他尤愛讀《山海經》、《禹貢》、《華陽國誌》等地理書籍，以及大量搜閱人物故事、山川風物、金石碑刻、地方圖經等文獻。廣泛而豐富的文獻搜集與深入實際的考察研究相結合使他獲得了卓越的地理學素養。
在延昌至正光年間（約515～524）酈道元一度罷官家居，這時他可以有時間和精力潛心著述，《水經注》可能在這一段時期成書。他還著有《本誌》十三篇與《七聘》等書，可惜都已失傳。
酈道元為官清正、誌氣剛毅，辦事不畏權貴，被陰謀殺害於陰盤驛（今陝西臨潼縣東）。他死後不久，北魏政權內部叛亂興起，終於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他生在南北分裂的年代裏，淮河以南的地方未能親身考察，因而造成對南方水係記載的某些失誤，這是值得惋惜的。最為可貴的是他並沒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北魏王朝的政治疆域之內，這也是值得稱讚的。
《水經注》的內容和價值
《水經注》的內容和價值，清代劉繼莊評價最為簡括真切。他說：
“酈道元博極群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裏。數千年之往亦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身價。但其書詳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
近來，《水經注》的內容和價值如下：
其一，《水經注》記述了全國1252條大小河流及流域區的綜合、全麵的地理。不僅記述了河流水係的流源脈絡，而且從地理現狀一直到曆史事跡都擇其典型特征作了記錄。內容極為豐富，文筆絢爛，體例嚴謹。
其二，本書的目的“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酈道元在自序中說：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
因此才決心注《水經》。《水經注》是一部我國公元5世紀全麵的、綜合的地理著作。它“並非單純羅列現象，而是有係統地進行綜合性記述。他賦予地理描寫以時間的深度，又給予許多曆史事件以具體空間的真實感。”
其三，他認識到上古的地理已很渺茫，地理事物和地理現象是在不斷變化之中的。部族的遷徙、城市的興亡、河道的變遷、地名的變更等等都是十分複雜的。與人文地理的事物比較起來。河道、水係的變化相對穩定，所以才決定以水道為綱領和坐標，來記述全麵、綜合的地理事物。
其四，他涉獵的文獻相當廣泛。注文引用的書籍，多達437種，還記錄了不少漢、魏碑刻及民間采訪的口碑諺語及傳說。這些反映當時地理、社會麵貌的珍貴資料，現在絕大部分都已亡佚，幸有酈注，才得保存吉光片羽。
其五，酈道元還在祖國北方親自跋涉，探察山水風貌、尋訪古跡、追溯流源。因此，《水經注》不少篇章描寫逼真生動。使數千年後的讀者對當時的地理景觀，曆曆在目。所以《水經注》記錄了15世紀之前的祖國綜合的大量的地理信息，是研究曆史地理、文學、社會發展所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其六，《水經注》是北魏前我國古代地理的總結。它一方麵是酈道元個人求索真理、“訪瀆搜渠”的勞動成果；另一方麵也是漢、魏、晉以來眾多地方文獻和地理著作和地理知識的集結性的成果。沒有酈道元個人艱苦卓絕的訪求與搜尋，不可能出現這樣傑出的地理著作；另一方麵，沒有漢、魏、晉以來積累的豐富的地理知識與著作也不可能出現《水經注》這樣傑出的地理著作。
總之，像《水經注》這樣體製嚴謹、內容豐富的綜合性地理著作，產生於公元5世紀，不但在我國是十分傑出的，就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
《蠻書》
《蠻書》是現存最早係統記錄西南邊疆及東南半島的綜合地理專著。它以區域地理的各要素為篇章框架，分別記述了這一地區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內容。它體現了公元9世紀前後，我國區域地理研究的水平，是優秀的區域地理典範。
樊綽簡介
樊綽的平生事績、生卒年代和籍貫不詳。僅從《舊唐書》、《蠻書》和《資治通鑒》中略知他在公元862年到864年間的一些經曆。因此，前研究者向達教授和方國瑜教授認為樊綽僅隻是蔡襲的“幕僚”、“從事”，而不取宋陳振孫、晁公武的記載，即樊綽是安南經略史說。方國瑜教授說：“樊綽從蔡襲入安南，在鹹通三年二月，事敗在四年二月，居留安南一年。”（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據《資治通鑒》記載：
鹹通三年（862）二月，“南詔複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乃發許、滑、汴、荊、襄、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司馬光《資治通鑒》）
許、汴、滑等道路遠，即便荊、襄、鄂等道，路也不近，大軍非短期所能集結，馬上就到安南前線。也許蔡襲在大軍集結的同時，自己還未到達安南前線，就有所動作了。所以《蠻書》記載說：
“臣於鹹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蔡襲手示，密委臣單騎及健步20以下人，深入賊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蠻賊將楊秉忠、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悉是烏蠻，賊人同迎，言辭狡詐。臣卻回，一一白於都護王寬。寬自是不明，都無遠慮，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樊綽《蠻書》卷四）
為什麼樊綽三月四日之行，稱蔡襲為“本使”，這到不一定樊綽就僅隻是蔡襲的“幕僚”或“從事”。當時朝廷任命蔡襲為安南經略史，令已下達，作為安南宣慰使的樊綽歸蔡襲指揮。因此，早已在安南任職的樊綽宣慰使，接受了蔡襲密令，並於三月八日深入重圍完成任務，此時蔡襲尚未到職，所以執行後向尚未退離職任的王寬彙報。
據《蠻書》記載：當時從安南府城（今越南河內附近）到安寧（今雲南昆明附近）就需走48天的路程。若蔡襲遠在湖南，朝廷二月下達任命，他三月四日是很難就到達安南，並密令自己剛帶來，並不了解情況的“幕僚”、“從事”深入敵後完成重要使命去的。所以有理由說，宋陳振孫和晁公武記載作者樊綽是“安南宣慰史”，必有所本，不可輕易否定。另外，《舊唐書·懿宗紀》說：
“鹹通三年五月，南蠻陷交趾，征諸道兵赴嶺南。十一月遣將軍蔡襲率禁軍三千會諸道之師，赴援安南。”
由此可知，樊綽早在蔡襲率軍到達安南之前就在安南任職了。蔡襲很可能於十一月才到達安南的。在敵情十分嚴重之際，蔡京忌蔡襲，湊“請罷戍兵，各還本道”。王寬執行蔡京命令，因此樊綽批評他“自是不明，都無遠慮”、“全無指揮，擅放軍回”。十一月蔡襲率三千禁軍到任，當時已“兵食皆缺，力謀兩窮”因作十必死狀申中書。這年冬天，南詔大舉來攻，至第二年春（863）二月七日安南被攻陷。蔡襲在正月十四日已四中矢石，仍帶傷作戰。至二月七日又左膊中箭，戰死。樊綽本人也“右腕中箭，攜印浮水渡江”。蔡襲全家及部屬70餘人，樊綽全家及長子樊韜或戰死或陷沒。樊綽渡江後，可能經海門歸中原。“九月十一日在滕州（今廣西藤縣東）”，可以確定《蠻書》十卷纂錄於鹹通四年（865）正月，然後於二月交張守忠獻朝廷在二月。
樊綽一生的主要活動是與應付南詔的侵擾有關。《蠻書》是他長期調查、了解、研究南詔國情、民情和地情的地理專書。書中包含了他對南詔地情的真切感受。書中對不甚了解的情況，都采取了慎重態度。
《蠻書》的內容與地理價值
其一，《蠻書》第一卷“雲南界內途程”介紹交通。第二卷“山川江源”介紹自然環境。第三卷“六詔”介紹地區政治、軍事發展曆史。第四卷“名類”介紹境內民族分布、民族鬥爭與融合，各民族的生產水平、經濟生活與風俗習慣等。第五卷“六瞼”介紹南詔控製的中心城鎮。第六卷“雲南城鎮”介紹外圍的重要城鎮。第七卷“雲南管內物產”介紹各地生產、生活方式，耕作製度、土特物產品和稀珍動植物。第八卷“蠻夷風俗”介紹各民族的語言、服飾、發型、婚姻家庭、房屋建築、殯葬禮儀等。第九卷“南蠻條教”介紹南詔的政治社會製度和軍事組織製度。第十卷“南蠻界接連諸蕃夷國名”介紹與南詔相毗連的緬甸、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等地的曆史、地理、社會經濟狀況。總之，《蠻書》以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內容為綱，綜合反映了雲南以至東南半島的山川、河流、氣候等自然地理內容；農業、手工業、礦產、交通、城鎮等經濟地理內容和人種、風俗、民族、文化、宗教、語言等人文地理的內容。這是我國9世紀的一部綜合區域地理專著。
其二，全書第一卷首先介紹交通。雲南高原崇山峻嶺、交通極為不便。交通問題已形成本區具有獨特的自然景觀與民族人文環境的製約因素。了解本區的交通問題，也就成了掌握本區地理問題的關鍵。
這一卷敘述的第一條道路是：交趾（今越南河內附近）經安寧（今雲南昆明附近）到南詔首府苴城（今大理附近）的日程。通過記敘行程所經地點，把漢、唐以來沿途發生過的重要曆史事件，都附記其中。這樣就加深了人們對這一地區的了解。
第二條道路，敘述了自成都府至雲南蠻王首府陽苴城之間1360公裏，51站驛的概況以及沿途所經的渡口。
第三條道路，敘述了自邕州（治所在今廣西南寧市南）至苴城（今雲南大理）及第四條道路，從黔州（治所四川彭水縣）至苴城。樊綽實事求是地說：“兩地途程，臣未諳悉”，故僅略記。
第五條道路，從石門（今慶符縣南）、筠連入雲南鹽津、昭通、曲靖至拓東（今昆明）一線。此道有的記述得十分詳細，補充了許多關於南詔與唐朝交往的史實，對沿途有許多逼真的描寫。如樊綽《蠻書》卷十說：
“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也。”
第六條，記錄了從黎州（今四川江源縣）經清溪關、瀘水到今大理一線。將沿途所經地區少數民族的分布、民族風俗以及史實掌故也附帶作了記敘。
其三，全書第二卷介紹雲南及東南半島的名山大川。詳於文化經濟發達的滇池周圍和洱海周圍地區。如介紹了今昆明市區內的金馬山、螺山、碧雞山等。今大理的蒼山、囊山等。對滇西及中南半島的高黎貢山、大雪山的走向、分布、高度狀況、外形結構都有清晰的地理概念。並以簡練的文筆記錄了這些山體的外貌和典型的地理特征，如樊綽《蠻書》卷十說：
“螺山，遍地悉是螺哈，故以名焉。”
“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拓東城相對。從東來者，岡頭數十裏，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雞山，石山有洞庭樹，年月久遠，空有餘本。”
洞庭樹又稱為公孫樹，即銀杏樹，在今太華寺，為“三異木之一”，已千餘年了。書中又說：
“玷蒼山，南自石橋、北抵登川，長一百五十餘裏……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城郭邑居，棋布山底。西則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千丈，石枝青蒼，不通人路。冬中有時墮雪。”
對其長度、高度、走向、外貌特征與周圍地物關係都有精確的地理特征描述。特別是冬天有時墮雪，反映當時曆史氣候特征很有價值。
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流水侵蝕作用已有了認識和記錄，書中又說：
“囊蔥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石。”
這比英國地理學家郝登對這一現象的認識，早出了近一千年。
水，記了瀘水、朱提江、瀾滄江、麗水、彌諾江、外江等。對這些河流的源流分合，主流與支流以及流域內的重要湖泊，都有正確的記載。特別是瀾滄江和麗水經東南半島流入南海的記錄，在我國唐代以前的文獻中是很少提及的。
因水又附及氣候。《蠻書》已對雲南高山峽穀的垂直氣候帶有了科學而形象的記錄。這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是首創的。如記錄瀘江江邊氣候終年炎熱。
“高黎貢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賧、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
這是說江邊的氣候炎熱，包括冬天在內，草木也不會枯。
“途經此山，一驛之在山之半，一驛之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
冬天山頂與江邊氣候，形成垂直分帶，山上則積雪苦寒。
其四，《蠻書》也記錄了雲南境內的城鎮與聚落的分布和各城鎮的建築曆史、位於所在區域的作用等。首府城市還詳細記錄了內部的平麵布局。如陽苴哎城，意為“神京”或“紫城”。
“陽苴城，南詔大衙門。土重樓，左右又有階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為磴，樓前方二、三裏。南北城門相對，大和往來通衢也。從樓門行三百步至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榜，並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裏。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回七裏，水深數丈，魚鱉悉有。”
在平麵布局上，把王宮放到了中軸線大道盡頭的中央位置。在立體布局上，王宮位於層層進深的高階之上。城門是第一重門，由此行三百步到第二重門。又行二百步至第三重門。每一重門的兩側都有居高臨下，夾道相對的門樓。它增加了入宮道上的雄偉景象，又可以做防禦工事。第二重門與第三重門之間，是高級官員居住區，最後才到達“階高丈餘”的議政大廳。其後小廳是南詔王與高級官員處理日常軍政大事的地方。後麵是王宮居住區和再遠一些是接待使臣的客館。
可見陽苴城的平麵布局，接受了我國自周代就建立起來了的建築指導思想。突出的中軸線，主體建築放到中軸線上、突出王權尊嚴等。
此外，在政治中心的大理盆地山水相彙的地方，依險設關城，築起了龍首城和龍尾城。中心區的大和城（今大理南7.5公裏）、大厘城（今大理喜州）、邆川城（今鄧川縣）和白崖城（今彌渡縣）。為了拓展領土，又築了拓東城（今昆明市內）。四個方向上還有雲南城（今祥雲）、永昌城（今保山）、弄棟城（姚安）、寧北城（今鄧川北30裏）、昆明城（今四川鹽源縣）、銀生城（今景東）等。總之，《蠻書》是最早記錄雲南城市麵貌和城鎮體係的地理著作。
其五，《蠻書》還係統記載了雲南境內的農業區和耕作製度。
“從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小麥即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
當時滇中高原為水田、旱作兩熟製。農業生產已很發達，“蠻治山田，殊為精好”，“澆田皆用源泉，水旱不損”，能引泉水灌溉。山村“蠻地無桑，悉養拓蠶繞樹。村邑人家，拓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滇西橫斷山脈的穀地“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薏苡，無農桑，收此充糧。”
其六，《蠻書》記載了當時雲南及東南半島的物產，敘述了“白如柳絮、紉為絲、織為方幅、裁之為籠段”的“娑羅樹子”。關係到經濟發展和民生重要利益的鹽的出產地。茶、荔枝、檳榔、椰子、甘桔、波羅蜜、青木香、獲歌諾木、生金、銀、琥珀、馬、犀、麝香、沙牛、鹿、大雞、象、大羊等等的出產地，使用情況，地區品種特點等，都有詳細記載。如：
“象，開南（今景東）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
現在野象分布的範圍已大大南移。
其七，本書最寶貴的部分，是關於東南半島地理的係統記載。東南半島的主要河流、山脈當時彌臣圖（今伊洛瓦底江口）、彌諾國（今邁立開江兩岸）、驃國（今緬甸）、昆侖國（印度支那半島南部和南海諸島，這裏記載的昆侖國在今泰國境內）、大秦婆羅門國（印度）、小婆羅門國（東印度阿薩密南部一帶）、水真臘國（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陸真臘國（老撾一帶）距南詔日程、鄰國以及這些國家的風土人情、物產氣候、宗教信仰、珍稀產品等。世界上有關東南半島曆史地理的古文獻缺乏，本書的記載可補這一階段世界文獻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