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下一個階段，丹尼爾·詹曾的一個難以自拔的理念是：生命條形碼。詹曾已呐喊了若幹年，說他想要的不過是一個手持設備而已。“當你發現了一個蟲子，你撕掉它的一條腿，放進這個設備中，這個設備連接到互聯網上獲取信息，然後會告訴你這是一隻什麼蟲子。如果它不知道，它就認為你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物種，會接著詢問你關於它的細節，並請你再插入一片那個蟲子棲息過的樹葉。”（最後這段已經把話題從分類學轉移到生態學，從身份研究轉移到關係研究了。）
2003年，安大略省圭爾夫大學的保羅·赫伯特（Paul Hebert），為詹曾所尋求的快捷方式完成了一些基礎性的研究開發。赫伯特發現了存在於大多數動物體內（因為它是關鍵的能量來源）的一種線粒體基因的診斷價值，這種基因進化迅速，因此它具有高變異性。這個指示性基因的片段隻有648個堿基對。這意味著對它的標本進行測序的成本僅有10美元。這將改變整個世界。
到2008年，DNA條形碼已經對37.5萬個標本進行了分析。最早的測試是由丹尼爾·詹曾和溫妮·哈爾瓦克斯在哥斯達黎加進行的，引起了不少媒體的關注。隱紋稻苞蟲的一個物種經測試得知竟然是10個不同的物種。當詹曾繼續對瓜納卡斯特的約1萬個蝴蝶品種進行條形碼測試時，他發現：“一個標準的結果是，形態學定義的20個品種可以轉化成60種條形碼品種！一個副產品是：所有的‘通才’都消失了，它們其實就是長相相似的專家集群。”加州科學院的布賴恩·費希爾正在對馬達加斯加的所有螞蟻的DNA進行條形編碼。還有一個項目正在對全世界的鳥類的DNA進行編碼，另外有一個項目，要對所有的魚類的DNA進行編碼。目前兩個用來鑒別植物的診斷性基因片段已經確定，世界植物DNA條形編碼也已經開始進行了。所有的條形碼，當然都將被發布到基因銀行中去。
這又能怎麼樣呢？
這就像是你剛剛獲得了一些顛覆性的能力，比如說你的手機突然有了照相功能。詹曾的手持式DNA設備還沒有完全開發出來，但在此期間，你可以花幾塊錢郵寄幾片組織去圭爾夫，那裏的人可以讓你了解到神奇的事情，例如說你是否被魚販子騙了。傑西·奧蘇貝爾（Jesse Ausubel，綠色核能的擁護者）派出了兩個十幾歲的學生，在曼哈頓的10個雜貨店和4個餐廳收集魚類樣本進行條形編碼。據《紐約時報》報道：
他們發現，在DNA可識別的魚類樣本中，有1/4被貼上了錯誤的標簽。在被當作豪華美味出售的壽司中，所謂的白金槍魚居然是莫桑比克羅非魚，它比金槍魚便宜得多，往往在普通農場就能養殖。魚子本應來自飛魚，結果實際上是來自香魚。9個紅鯛樣本中有7個的標簽是錯誤的，它們有的是大西洋鱈魚，有的是阿卡迪亞紅魚——一種瀕危魚類……4家餐廳中的兩家和10家雜貨店中的6家都出售過貼錯標簽的魚。
正如袖珍計算器將數學民主化，DNA條形碼技術使得整個世界不再是生物文盲。正如詹曾說的：“我們可以做到讓全世界70億人都知道究竟是什麼生物咬了他們，勾起他們的興趣，令他們擔心，吸引他們，讓他們發癢，令他們作嘔，並提供與這些知識相關的商品或服務。”業餘觀鳥愛好者改革了鳥類學。如今有了DNA條形碼的力量（以及接下來將要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業餘分類者將改變我們關於地球上所有生靈的知識。也許所有的物種都將被識別出來。生態學真的有可能成為預測性科學。
民族植物學家加裏·納卜汗講述了他在對兩幅地圖進行對比時的頓悟。一個是美國瀕危物種情況最嚴重的縣，另一個顯示了每一個縣人類定居時間的長短。他發現了以下的模式：“在人口長期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移動相對較少的地區，瀕危植物和動物的數量較少；在有大規模移民遷入和遷出的地區，瀕危動物相對較多。”納卜汗在《棲息地文化》（Cultures of habitat，1997）中探索了另外一個相關性：在時間範圍內，自然多樣性高的地區有較高的文化多樣性。文化最豐富和相對少變化的地區，生命是最豐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