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力缺乏的環境
教育所處的環境並不樂觀，很多人在社會中迷失自我，有學者對當代社會作過如下判斷：當今社會在發生著我們從未體驗過的變化。曾幾何時，穩定性被社會重視、強調。對一生中隻做一份工作和隻居住在一個地方的期待，使得一貫性成為生活幸福和身心健康的核心要素。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流動性取代了一貫性。現在對人們來說重要的是適應的能力——適應新的工作環境、新的職業方向，以及新的技術。
安東尼·吉登斯把現代性描述為一種“風險文化”，個人在其中無法繼續依靠認同的習慣，而必須每天從生活方式的無窮變化中界定自己。由於缺少堅實的錨定點以及權威感，除了求救於自我，個人不得不轉向大眾或市場尋求對自己的想法、感覺和行為的確認。這就形成了當今人們追求自我認同的兩大歧路：一是自戀，二是從眾。自戀和從眾都是丟掉判斷力的表現，如果在一個環境裏判斷力缺位，社會上各種風潮的此起彼伏就不難理解了。最為痛心的是知識與文化失去了寶貴的判斷力，就失去了靈魂，然後連標準都可以討價還價。學者不再扮演社會良知的角色，反而成了社會浮躁的助推器。
我們的教育工作也被這種自戀或從眾的弊病感染。筆者曾有幸擔任某次全國班會大賽評委，這個代表班會最高水準的全國大賽，當中不乏亮點。但在對一些教師的精彩表現慨歎的同時，也不免產生幾多隱憂，隱憂的核心問題也即最簡單的問題：班會究竟為誰而開？因為在擔任評委的過程中，我感到眾多班會的指向性發生偏差，取悅評委和聽眾的用意十分明顯，所采用的方法很多是媒體的把戲。
班會中的虛假性有不同的層次，最高層次就是使學生和聽眾都陷入了一種集體感動當中。這樣的班會主題大多是感恩、關愛、責任；選材大多是極富戲劇性的單親、傷殘、生離死別；形式大多類似《實話實說》、《藝術人生》、《焦點訪談》及《開心詞典》。在某一節班會上，我看到了高二學生在老師巧妙的設計之下，充滿感情地說出他們的“心裏話”：如果有一場災難降臨，我會舍棄自己，救助自己最親愛的父母。當這樣動情的語言傳出時，坐在後麵的家長的淚水是怎樣的奔湧而來，無論是評委還是聽眾，又怎能不被這濃濃的深情打動？類似這樣的感動，在本次比賽中經常遇到。但感動之餘，趨同的主題、類似的情節、相似的手法，使我對這些班會設計的動機產生了懷疑，我們是否應該對眼淚保持充分的警惕？
人們對戲劇感的事物具有一種天然期待，大多數人都不喜歡平凡，人們喜歡用極高的代價來獲得對生活的體驗，這是人的通病。排練了一個多月的班會很流暢、完美，在特定條件下設計的深情班會強烈地刺激了我們的淚腺。但任何花哨的演出都掩蓋不了虛弱的本質，極端處境的創設是回避現實的一劑良藥，這不正是現在某些電視節目慣用的伎倆嗎？
有一部電影叫《楚門的世界》。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主人公楚門的生活被現場直播了30年，他身邊所有的人都是演員，所有的東西都是道具，甚至包括他看到的太陽、潮汐、雨水和感受的風。他的“幸福”生活為觀眾帶來歡樂和感動。這部電影使我們不斷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他到底是這個虛假世界裏唯一的真實，還是這個真實世界裏唯一的虛假？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控製力量強盛的時代，尤以電視的控製力量最大，絕大多數班會都打上了電視的烙印就是這個現實的反映。電視節目中不乏精品，但有的節目放縱人的窺視欲；班會是一次教育活動，不能采用反德育的方法。教育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也不可能是一塊不受汙染的淨土，正因為如此，教育工作者保持良知、保持警惕才顯得彌足珍貴。我們要在不同的教育場合，想辦法讓孩子們學會感知自己內心的真實，教給他們認識世界的方法。
在一個判斷力缺失的環境裏，就更需要平等的精神；隻有精神上平等了，才不會有人膽大妄為到想辦法控製別人，人與人之間才會因心生同情，進而相互尊重。雅典奧運會後，有許多文章攻擊劉翔等體育明星沒文化，隨之也有一些回擊，其中就有王軍霞。她在博文中回應道：
什麼叫有文化呢？讀了一籮筐的書，還不知道尊重別人，隨意侮辱他人的人也算有文化？如果是這樣，那我寧願做一個目不識丁的沒有文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