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四 媒體中的知識分子話語【95】
——以《南方周末》和《FT中文網》為例
中國當今的知識分子群在國際輿論中被公認為是比較沉默的，這樣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很大程度上受到天安門事件的影響。然而，當接踵而來的汶川地震、北京奧運、三鹿奶粉等社會事件相繼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時，同樣聽到的還有中國的知識分子獨立而深刻的話語。當然，我們不能犬儒主義地高唱讚歌，下文將著力於汶川地震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研究。
那麼，誰是知識分子？
一、知識分子概念變遷
1.概念源起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知識分子”的概念。從起源來看，所謂的知識分子（so called intellectuals）產生於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最初是用來描述獨特的、具有高度意識的團體。
而更遠古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儒家理想的“士”——信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算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嚴格意義上他們是為封建皇權安天下的宮廷知識分子。
2.兩種取向
雷蒙·威廉姆斯認為，知識分子是“用來描述那些從事某種智力工作的人，尤其是從事一般種類的智力工作的人”【96】。當此抽象概念具體指涉到社會群體時，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群體：一個群體是懷有專門興趣的專家（specialists）或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個群體是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的直接生產者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他們相對擁有更廣泛的興趣。這引起的直接爭論是：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還是隻為一群極少數的精英？
當知識分子被看作一個社會階層（更明確的說法是知識階層）或一個社會群體時，知識分子就是為數眾多的。例如在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論”【97】中，知識分子分無機知識分子（以老師、行政官吏為例的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並為之服務的）。雖然是兩種分類，但是葛蘭西更願意探討“統治階級的管家，實現服從於社會領導和政治行政任務的功能”【98】的有機知識分子。或者說，葛蘭西更為強調的不是誰為知識分子，“一切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非一切的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分子的職能”，【99】所以他更關照的是誰在發揮知識分子功能，因為隻有某些特定的人，才會在社會中履行知識分子職能，比如資本主義企業誕生後被同步創造出來的“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新法律係統的組織者等等。”【100】葛蘭西的論調是基於霸權理論的框架，而其他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則將之指向為從知識階層中獨立出來的社會群體，例如古爾納德認為知識分子新階級是作為文化資本家和一個言語群體而對舊階級是致命打擊。【101】卡爾·曼海姆從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中派生性地研究了知識的創造主體——知識分子，也是在教育及教育精神、認知效應的範圍內，知識分子精英階層論的傾向不言自明。【102】曼海姆的創新之處在於不僅考量知識分子作為整體發揮社會功能作用，同時也進一步地闡述其群體內部的關係和群體身份認同，知識分子“分享一個共同的教育遺產，會逐漸消除他們在出身、身份、職業和財產上的差別，並在各人所受教育的基礎上把他們結合成一個受過教育的個人的群體”，【103】其意義之一是推動了階層間的流動。此外，布爾迪厄著名的場域論也納入了知識分子群體內部構成的關係，文化生產的場域是一個知識分子場域，在這個擁有獨立價值體係和控製原則的社會建構空間中，作為場域行動者的知識分子相互間為爭奪文化資源的配置競爭。布爾迪厄認為知識分子在文化生產場中的位置、相互間的結構與關係取代了他們的個體自由意誌，成為決定他們行為的主要因素。
另一取向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論中，最經典的定義來源於社會學家希爾斯（Edward Shils）的：“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周遭的尋常夥伴更探尋、更企求不限於日常生活當下的具體情境，希望經常接觸到更廣泛、在時空上更具久遠意義的象征。在這少數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書寫的論述、詩或立體感的表現、曆史地回憶或書寫、儀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動，來把這種內在的探求形諸於外。穿越當下具體經驗之屏幕的這種內在需求，標示了每個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存在。”【104】另外還可參照朱利安·班達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105】他們“隻希望在藝術的、科學的或形而上的沉思中獲得快樂”，【106】以“旨在擁有非現世的善”【107】的聖人標準，玩起了政治激情遊戲的知識分子是對“我的王國不是這裏”的背叛。【108】一如薩義德在也承認了知識分子的聯盟存在時，以更褒揚的語氣讚賞“知識分子代表”，即那些能擔當“社會良心”稱謂的知識分子個體。
兩種不同取向的定義都暗含了知識（包括文化、精神）對社會發展推動作用的假設前提，而在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109】和政治無意識觀念（a notion o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看來，種族和國家會集體地具有某種觀念和傾向。知識分子和所有人一樣，都毫無例外地都屬於某個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麼高聲抗議，都無法超越聯係個人與家庭、社群、（當然也包括）民族的有機聯係。曆史變遷中，一度奉為神聖的傳統和價值現在看來既虛假偽善。
現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與各類機構的合謀。法國哲學家利奧塔依據“與先前的‘近代’相關的‘解放與啟蒙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 of emancipation and enlightenment）被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景（local situa‐tions）和語言遊戲（languages games）所取代：後現代的知識分子現在看重的是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這類的普遍價值”【110】而做出了“知識分子之死”的宣判。那麼，知識分子究竟是怎樣合謀的呢？
3.與現代化的合謀
上述的理論研究是從哲學或宗教的角度靜態地討論處於特定社會曆史橫截麵的知識分子，但縱觀社會變遷，會看到知識分子身份、地位以及功能的動態變化過程。
現代化變遷中知識分子開始了與高等教育等公共機構和大眾傳播媒體的合謀。米爾斯認為“獨立的知識分子不是懷著沮喪的無力感麵對邊緣地位，就是選擇加入體製、集團或政府的行列。”【111】成群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公共機構結盟，並從那些結構中得到權力和權威，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們已經把自己的道德權威讓給了班達所謂的集體激情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passions）。”
但是，顯然地，“公共知識分子”的頭銜比“學院派”氣派多了，“學院派”在大眾傳播語境中多少帶有酸腐之味。拉塞爾·雅克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大膽想象：美國“非學院的知識分子”（the non‐academic intellectual）已經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而社會上沒有人很重視這些人的意見。【112】這個預言同樣適用於中國國情：大學高等教育的瘋狂擴招和高等院校數量的急劇增多，以及學術晉升的考核機製，使得能夠充當知識分子功能的主力軍——大學教授生活在象牙塔的“小世界”【113】裏，在這個特殊圈子中形成一個集體默契的機構化失語群體，雖為知識分子，卻因為機構屬性易陷入僵化為一種體製或機器人、奉一種係統或方法之令行事的漩渦。
漸漸，學院機構性的威脅漸漸被新聞業和出版業驚人的商業化消解，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很多教授、專家的見解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傳達到社會各個階層，上達廟堂，下至江湖，在中國社會形成特殊的聲音，並相繼湧現出精英媒體知識分子代表——“公共知識分子”和網絡平台上崛起的新代表——“知道分子”。【114】可以不認可德布雷從“媒介學”（mediology）角度對法國知識分子從教師、作家到名流的三個發展階段的分類，但，不可否認的是，大眾媒體的確打破了傳統知識層的封閉玻璃，碎片化了有關該階層的傳統規範和價值標準。然而，中國的輿論控製機製成為詬病中國知識分子表現的有力佐證：盡管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大膽思想家，但在現有的狀態下很少有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大家，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完全不符合薩義德的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和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的三個標準，他們更像是這個誠信機製缺席社會中比一般傳媒界多一些公信力的特殊信息源群體，因為他們的學術資格是體製化的“文化資本”，【115】經過文化體製資格授權的文化能力，被賦予了約定俗成的、有合法保障的、經久不變的價值，並在大眾媒體的語境中越發斑斕。
在知識分子和大眾傳播媒體合謀的過程中，雖然從個人空間（private sphere）到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的傳播渠道得以暢通，但核心的傳播內容並未有相應的改變，即隱性的“專業化”態度。知識分子群體依然處於個人世界與公共世界混合的困境中，一方麵，他們追求學術的純粹，秉承專業主義精神和學術體係的規範，運用學術話語體係完成意見的表達；另一方麵，具備專業色彩的術語進入公共世界，這就是福柯“所謂普遍的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的地位已經被‘特殊的’知識分子（‘specific’intellectual）所取代”。【116】知識分子“隨著地位的晉升，也不再是向廣大公眾發言的人了；相反的，他們成為他所謂的一種批評話語文化（a 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的成員”。【117】這個話語與大眾文化屬性的媒體卻是格格不入的，專家間的共通語言是非專業人士難以理解的，有時即便是新聞從業人員也無法理解某些專業領域所要表達的內容，大眾的漠然反應擴大了“專業化”的鴻溝，“專業化”成了知識分子話語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