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眾傳播媒體的商業化傾向也侵蝕了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享有把關人（gatekeeper）特殊權力的媒體往往是事先設置好話題再讓知識分子就事論事，公共知識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作為某理念、運動或立場的發言人或象征是不存在的，因為總有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就算看似更自由的網絡媒體，也因後台操作技術而波及甚至控製公共空間的互動。以受眾為中心的媒體傳播理念亦籠罩了知識分子的話語內容，“當取悅閱聽大眾或雇主取代了依賴其他知識分子的辯論和判斷時——知識分子這一行不是被廢掉，就是必然受到約束。”【118】
從遠古的起源，到當下的名人印象，知識分子的概念和在所指向的群體也在社會曆史的變遷中不斷變換，卻似乎在中國現代社會中迷失了終極界定的標準。這個缺失正如許紀霖先生反思其20年學術生涯時所說，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社會政治秩序危機和心靈秩序危機緊密相連，儒家傳統的斷裂和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體係的崩潰使得知識分子麵臨尋找終極價值的問題。【119】是否我們就該因此悲觀停滯不前或轉身離開呢？
“然而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知識分子’這一術語並非是對於一個業已存在的種類的描述，而是‘一種廣泛開放式的邀請’。”【120】邀請的意義一方麵是知識分子群體突破原有地域的局限，在地球村的世界中開始了開放性的旅程；另一方麵，也是在不同職業中尋求普遍性的話題中延伸，知識分子存在於現代社會的意義是被放置於政治對抗性的角色中，在變革中尋求自主性的敘事模式和話語內容。
二、研究與發現
曆史經驗證明，小概率事件往往會成為社會變革的風向標。汶川地震於中國社會的公民化進程有著裏程碑式的意義，居於其中的知識分子表現，有人認為是可圈可點，但也有人認為地震期間知識分子是集體失語的。這諸多元素是我們展開這項研究的原始動力。
1.議程設置理論與框架分析方法
知識分子在社會階層中處於特殊地位，他們既是公眾中的“輿論領袖”，同時與媒體的合謀，雖無媒體之名，卻有媒介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之實。這個理論從李普曼開始，認為新聞傳媒能修正人們的世界認知，同時有為每個新聞需求者創造擬態環境的責任，到1972年麥克斯韋·E·麥庫姆斯（Max well E McCombs）和唐納德·肖恩（Donald Shaw）的《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標誌該理論的正式出場，其基本內涵已發展成為：大眾傳媒對某些問題（議題）的特別報道傾向和力度（顯著性和重要性）將影響人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和認知。在議程設置的研究中，對於議程建構中大眾傳媒和公眾的互動關係研究，如何測量報道前後公眾的態度變化，如何控製隨即變量，議程長期和短期效果的區隔，都是這個未來需要澄清和注意的問題。【121】
在該研究的發展脈絡中有太多的爭論，但所有研究都認可的是：當重大新聞事故引發了社會上的重要話題時，議程設置的功能就顯現出來了，作為一個剛剛發生的突發性災難事件，其相關部分議題還在發生中，並將產生後續議題，所以議程效果測量的長期短期之爭也不存在了。此外，知識分子介於媒體和公眾之間的第三者立場回避了議程設置研究爭論的焦點之一——大眾傳媒和公眾誰才為議程建構者。
議程設置理論支撐下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有媒體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框架有兩層意思：邊界（boundary）和解釋現象時的一套內在結構（frame as latent structure）。其中，邊界是對社會事件一種範圍的限製，相應地，媒體也是使用選擇策略通過強調和排除的相互關係而突出一些議題、忽略另一些議題，尤其體現在具有衝突性的議題。【122】
2.樣本選擇
在定位媒體時，作了如下幾個因素的考量：
（1）該媒體上知識分子話語能順暢進入大眾視野且產生過較大社會影響，凸現了知識分子個人特質的；
（2）該媒體作為交流平台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較自由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
（3）媒體自身秉承獨立之原則、自由之精神。
符合上述標準的首當其衝的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創刊於1984年2月11日，由南方日報報業傳媒集團主辦，自創辦之初起就將自身“補充”角色準確定位在“啟蒙”上——做溝通知識分子和大眾的橋梁，對讀者進行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她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深入成就深度”“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在這裏，讀懂中國”等標語的變遷反映了這份報紙一以貫之的情懷。
此外，研究視角也需要從地理疆域上的實體中國擴大到獨立於政治經濟之外的“文化中國”（杜維明語），這也是因為汶川地震受到了全球的關注。杜維明先生的“文化中國”涉及三個圈，所要研究的知識分子分布於傳統意義上的華人社會，隻包括第一個圈——大中華文化圈（涵蓋中國內地、台灣地區、港澳地區和新加坡）和第二個圈——散布並僑居於世界大中華圈以外的華人組成的“華人社會”，不涉及第三個圈。這並不是否認第三個圈對地震的關注，而是“他者”眼光需要另作獨立分析。
所以，《FT中文網》將作為另一個研究對象，該網站創立於2003年6月，目前擁有注冊讀者100萬。2006年，《FT中文網》被《南方周末》評為年度最具成長性媒體；2007年又被《新周刊》【123】的“中國年度新銳榜”【124】評為“該年度傳媒之年度網站獎”，頒獎辭稱：“FT中文網秉承傳媒母體的專業立場和全球視野，在中文網站中展示了一種罕見的‘英式風格’：專欄原創、關懷本土、趣味活潑、聲音主流、判斷節製。在中國中產階層眼中，它是每日必需的有營養的下午茶。”
將所要研究的知識分子群體聚焦於杜駿飛教授提出的知識階層的“核心層”，即具有典型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身份、並以知識（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為職業的階層，如學者、大學教師、作家、藝術家等。作這樣的選擇，是因為該核心層在“作為傳播的呈現”“作為傳播的公共性”和“作為傳播的記憶和認同”三個緯度都在杜駿飛教授相關知識分子研究中進入可能覆蓋的範圍。所以，在後續的研究中，會嚴格遵照這個核心層的指向標準作為樣本選擇的第一標準，然後才開始討論議題內容、態度和效用，下文提到的知識分子群體或知識分子都將嚴格限製在此範圍內。
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方麵避免了因知識分子群體結構的不穩定性而進入泛化研究的危險，另外聚焦於廣義知識分子群體中某一個特殊群體，契合了汶川地震期間社會背景的特殊性，也就在小概率的事件中，屏蔽從樣本推導總體特征的量化研究路徑，更專注於運用定性研究方法解析汶川地震期間知識分子話語的大眾傳播現象。
3.研究發現與結果
為了更直觀展示汶川地震期間媒體中的知識分子話語內容，以議題榜形式呈現，其中囊括了所有的議題分類【125】以及相應的基於文章篇數的議題數量。
對所研究的地震期間知識分子文章樣本進行了發表時間上的區隔，第一階段是災後應急期，也就是5月13日至5月16日，這是依據災後72小時的應急救災時間段劃分，同時結合了媒體報道的滯後性；第二階段稱之為調適期，從5月17日至5月31日；第三個階段是重建期，也就是6月1日之後所有的文章樣本都將劃分到這個範圍內。
在議題態度上，分為肯定、建設、否定和否定*四種，而同一篇文章中因為出現不同議題而呈現知識分子不同態度；否定和否定*的區別在於作者反對態度的強烈程度不同，否定往往是一般性的批評，針對具體事情提出反對意見，而否定*則不僅僅是就事論事，更會從更高的角度進行一種批判式解讀。
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中，知識分子群體占有的地位、承擔的角色也是處於變動中的，但是這樣的變動不是毫無規律可言，而是存在著連續性，一個維度是時間上的聯係，另一個則是結構性的關係。下麵的討論也將遵循這樣的特點從共時性和曆時性兩個維度展開。
（1）共時性分析
首先，來看應急期的議題分布。
第一階段的議題分布很明顯地呈現層次鮮明的階梯特征，可分四個梯隊：
第一梯隊是核心議題，最為社會各界關心的政府如何有效地開展救災重建工作，知識分子也發表言論；
第二梯隊為重要議題，涉及民間力量的社會功能、媒體對地震報道的係列行為、政府信息公開的必要性和措施，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知識分子打破輿論潛規則、介入話語禁區、反思自身的言論的“話語禁區”議題：以知識分子為意見領袖的社會輿論公開發表具有批評/批判性的言論是否合時宜，更確切的說是何時發表批判性言論是最恰當的，這是知識分子最具批評/批判本色的輸出，下文將有更詳細的個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