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梯隊中是分布散漫些的次要議題：地震後的世界各國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這是新興的現象，包括地震在內的自然災害預報與防災機製的討論，政府形象改善，地震中的人性道德反思；
第四梯隊的是更微觀更細節的邊緣議題，比如政府如何與民間力量進行互動、協調和合作，追根溯源地對災區房屋質量提出質疑，對災民如何進行心理康複治療，這些邊緣議題看似無關緊要，但都是針對各地抗震救災情況提出的切實可行的方法，是知識分子對災民實際需要的人性化關注。
應急期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是建設性為主。
有意思的是，第二梯隊的主體內容都是涉及地震信息傳播，區別在於對扮演傳播者角色的媒體、政府和社會輿論的多級結構化傳播機製的各抒己見，可概括為災害傳播議題，看似巧合，但實質是當代社會基於傳播多極機製、網狀建構的隱喻，作為鏡子的媒體逐步擴大了可照的範圍，當全部的真實世界都可被虛擬呈現時，我們原先的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正如艾柯所說，1∶1比例的帝國地圖繪成之時，就是原帝國毀滅之日。真正驚動人心的不是未來的“黑客帝國”，而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微妙社會變化能為同樣置身這個世界中的人類所觀察到。這次的汶川地震就是一個信號，信息傳播的普遍性和未來預期中的巨大功能效應進一步被放大了，大大逾越了以往任何經驗性認識的範圍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其次，來看調適期的議題分布。
在調適期，知識分子關注的議題呈百花齊開狀。強度上，從相對集中的“政府組織重建”“民間力量”“政府信息公開”“企業捐贈”的幾個議題可以看出這個時期議題的核心還是如何展開災後的安置和重建工作，社會力量也不僅局限於政府行政機構，社會各界從組織到個人的多元力量開始介入，多個議題勢均力敵；
態度上，有讚賞，亦有批評，總體也是均衡的。
可以說此時是一個大討論時期，知識分子話語議題的內容和態度多元化，百家爭鳴。
最後是重建期的議題分布。
進入重建期，議題分布又開始呈現出階梯狀。其中，核心議題是更長遠的災後重建規劃工作，政府如何與民間互動、如何調配各種資源重建災區等。重要議題是在長遠規劃中，民間力量如何發揮作用，總結政府形象在前階段得到改善的原因，對媒體報道的倫理反思和如何進行災害報道的探討等。而邊緣議題則有比較特殊的“範跑跑事件”，也有在前一階段曾熱烈討論過的“企業捐贈”“民族認同”等議題，“災區房屋質量”和“地震預報與防災”則是人們持續關注的問題，不算熱點，也不算焦點，可謂不溫不火。
而相應地，知識分子態度中建設性意見又開始增多，其中不乏高瞻遠矚視野的長期規劃意見。
縱覽三個時期具體議題數量的變遷。
結合三個階段的議題內容以及議題內部從核心到重要再到邊緣的分化，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時期，議題內容始終遵循如何開展災後重建這一核心，各類議題以此為核心輻射出去。
各個議題之間不僅僅是主次地位之分的層級關係，核心與非核心隻是場域中的位置之分，並不是價值大小的判斷。他們的關係更像是齒輪之間的互動，彼此是連帶的，無所謂孰重孰輕。知識分子關於地震的話語議題邊界，是被災後重建限定的，在這個龐大議題下，再進行或宏觀或微觀、或政治或經濟或文化或生態、或現實或文化或心理、或物質或精神等多維度的交叉話語敘事。
縱觀三個階段，不難發現，知識分子的建設性態度表達占有大部分，議題內容與建設性關係。
知識分子建設性意見多關注的是涉及具體方案實施的議題，比如政府如何組織災後重建工作、政府如何與民間互動、政府如何進一步信息公開等。
此外，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本色也在某些議題上得到集中體現。
被考量到此處批判性態度的，是歸類為否定*的文章，比如，地震期間受災人民表現出來的勇氣與膽怯、社會各界人士對救災的不同感受態度和行為方式，以及中華民族集體認同感的回歸、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中華文化的重建等。這些議題往往是關於國族共同體概念的宏大敘事，在一種自豪的邀請方式展現中華文化和精神的集體氣派。
（2）曆時性分析
在各個時間節點進行了靜態分析後，我們需要進一步展開曆時性的動態分析，嚐試從細微的變化中得出結論。
首先是議題總量變化和相應議題強度變化。因為各個時期在時間刻度上是不均等的，應急期隻有3天時間，而調適期間共有6個日期發表言論，重建期則囊括了9個日期發表言論，所以以每時間單位發表的議題數量為議題強度的主要內容。
在議題數量上，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議題強度卻是下降的，這也是按常識理解的正常自然趨勢。一方麵是三個時期的過渡中，有關地震議題的新聞價值下降，被後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日程逐漸取代；另一方麵是重建工作逐漸恢複秩序，相關問題還需要等待時間檢驗才能凸顯。
在議題數量相對減少的同時，議題的質量、知識分子的態度也有不同。
知識分子態度上總的基調是建設性的，而與其立場或態度密切聯係的、表現肯定或否定（否定*）態度的議題則相對低勢，但二者也處於博弈狀，說明知識分子內部也出現分化消弭了一邊倒，呈現出建設性一頭獨大的“品”狀三足鼎立態勢。此外，從變化趨勢來看，表現肯定或否定（否定*）態度往往與建設性存在一起，知識分子在表明自己立場的同時更進一步提出具有實用價值的建設性意見，從三個時期的整體樣態更能看出這一特點。
在應急期和重建期，知識分子更多是建設性的立場，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和調適的精神；而在承上啟下的調適期，知識分子則是堅持反對之精神，表現獨立之態度，發表自由之意見。無論處於哪個階段，知識分子都是在最能被聽到的大眾媒體上，結合地震災後的實際情況、中華民族的集體盼望、民族共同體的理想追求，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影響正在進行的實際進程，作為回饋，往往得到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公眾輿論，甚至是官方的回響。處於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達到了他們角色扮演的巔峰時刻。
傳統觀念認為地震期間知識分子是缺席的、不在場，甚至是集體失語的，其評判的標準依據批判性言論的匱乏。作為文化代言人的知識分子，他們被看重的根源是文化能夠為人們提供範例指導，它告訴人們什麼是值得向往的——構成特殊文化核心的終極價值，以及什麼是目標所在——可以用來達到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但是隨著現代性的出現，傳統的共同價值與規範不再是社會秩序的先決條件，社會秩序在沒有核心的價值或普遍的規範整合情況下也能得到實現。所以知識分子在這場現代性的轉變中也開始思考自身所能發揮的作用和能扮演的角色，這在話語禁區的個案中就有鮮明體現。
在這個盛大的知識分子話語宴會中，沒有了限製，原先的禁忌打破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更多的問題都被邀請參與到這場宴會中，群像共舞中不是烏合之眾的喧嘩與騷動，而是在各自區域舞台上的表演，因為共同遵循的是代替共同價值標準的普世價值舞步。境內媒體《南方周末》中的知識分子話語表達在地震期間史無前例的輿論自由環境中，絲毫不遜境外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的《FT中文網》，這是因為普世價值是全球化進程中跨越國家界限的主流價值標準。
4.個案分析：話語禁區的進入
“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126】薩義德把對話語的嫻熟運用看做知識分子必備的技能。實際上，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災和重建過程中，知識分子對於應當如何及使何時用話語這一問題上，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中，有的知識分子傾向於在大災當前之時對言論采取一種克製的態度，一切以大局為重。因此，他們讚成在某些區域達成（或暫時達成）一種不受爭論幹擾的狀態，以更好集中一切力量抗震救災。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始終堅持話語的多樣性，並把及時的反思看作一種人文關懷的體現。
雖然涉及這個議題的報道數量不多，但從這個側麵典型地體現了知識分子相互論爭的現象。而對話語使用所進行的反思，實質上正是知識分子對自身行為的一種自省。
涉及“災難中的話語禁區”議題的三篇文章均載於5月14日（汶川地震發生的第三天）的《南方周末》：梁文道撰寫的《萬眾一心，表達不同》、錢鋼撰寫的《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三天！》，以及《三言兩語》中引用陳丹青原話的部分。
（1）話語的一致與多樣
●逾萬人死了。無話可說。大災禍。想起1976年。
值得一說的是關於“話語”。患難見人心，大國遭遇大禍，我們見到的是政府與體製的“心”。救肯定在救，唯有政府掌握援救的權力與實力，人民等著，從四麵八方遠遠圍觀。現在全國其他地區尚且安全的人，無非看報紙，看電視，看網絡——巨禍降臨，人期待話語，並被話語支配。“非典”、雪災、火車出軌，民眾聽慣了同樣的話。還有別的語言嗎？像人那樣說話，說給人聽。
不會有別的話語。民間也沒有。我們不是宗教國家，沒有萬民的祈禱，沒有世世代代為災禍儲存的語言，除了哭，罵，或者沉默，或者，照舊嘻嘻哈哈。
壓死的人聽不見了，願死者安息——“安息”這句話也是外來的。救援官兵很辛苦，多保重。此外我沒有話說。捐畫，義賣。（畫家陳丹青）【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