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在上述文字中毫無掩飾地表明了自己對千人一麵的言論的抵觸，尤其是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的情況聯係在一起，否定的意味相當明顯。在這段話中，陳丹青傳遞出四層意思：一是，唯有政府支配著話語權，民眾隻能期待話語；二是，這種從上而下的話語是單一的；三是，這種單一的話語已經存在已久，1976年的唐山地震已是前車之鑒；四是，民眾已經習慣了這種官方話語，見怪不怪。最後，他以憤懣的方式結尾——“此外我沒有話說。捐畫，義賣。”
陳丹青流露出的激烈態度並非僅僅指向汶川地震，而是針對過往曆次大災難中所存在的言論壁壘——多樣性不能容於主流話語。他並非真正“無話可說”，而是有話無處說。這正是陳丹青強烈抨擊的地方。
就此次抽取的樣本來看，並沒有與陳丹青觀點針鋒相對的文章。與中國政府官方保持方向一致的態度更多是滲透在數量龐大的對具體救災行動的報道之中。可以看到，對於中國政府在抗震救災中的表現，肯定是占絕大多數的，這也是不少知識分子的觀點。以陳丹青為代表的一群知識分子，他們並非否定政府在救災中的作為，而是反省社會中一種已經成型的、牢固的話語模式。
（2）話語的延時與及時
錢鋼的《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三天！》與梁文道的《萬眾一心，表達不同》正是對話語的延時與及時的不同論爭。
《唐山大地震》一書作者錢鋼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具體行動投入救災之中，問責和反思不宜當即展開：
問責和反思，現在不合時宜。沒有比人更重要的了。在千萬人命懸一線的這幾日，讓我們共同關注這場搶奪生命的大戰。讓我們給指揮者進言獻策，為徒步進入震中的救援者鼓勁助威，為在黑暗中掙紮的同胞祈禱，加油！……
一切高談闊論，此時都蒼白無力。行動！此時最需要的是行動。立刻行動，從搶奪生命開始。【128】
而梁文道的觀點則針鋒相對，認為無所謂另類言論的最佳時機，及時反思也是一種關懷的表現：
至於那些現在就把焦點放在反思和問責的論者，我就實在不敢苟責了。我相信他們的意見實在不是源自涼薄的心態，而是另一種關懷的表現。
我們常常強調“萬眾一心”，不一定是否認差異存在的事實，隻是總想界定差異存在與不存在的最佳時機。然而，誰去界定萬眾一心暫停差異的合理時刻呢？基於什麼標準？所謂的“萬眾一心”又該怎麼個“一心”法呢？
同樣地，對於那些即使批評防震救災工作做得不夠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萬眾一心”的布條去暫時塞住他們的嘴。如果他們有任何問題，那頂多是不顧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門，所以說出來的話不隻令人聽不進去還徒惹反感。不過，差異畢竟是不容易抹煞的，連另類意見與言論出現的時機也是不能確定的。因為我們沒有這種能力和權力。更何況大家或確實享有同一種心情，隻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罷了。【129】
爭論的雙方，立足點都是通過言論來促成更有效的救災方案。而在應該采用何種方式上，雙方相去甚遠。需要指出的是，錢鋼與梁文道之爭，並非簡單的在時間先後順序上的看法不同。
在麵對特大自然災害時，人類某些普世價值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碰撞和矛盾，造成不可兼得的兩難局麵。錢鋼聚焦的是生命的價值，生命高於一切，因此，災難當前需要集中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搶救生命，此時過多的問責反而會造成救援的延誤。梁文道堅守的是言論的自由，他所強調的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有表達不同聲音的權力，因此，沒有所謂合理的時刻。而在災難的特殊時期，這兩者恰好難以兩全。有關話語延時與及時之爭，背後是人們難以繞過的普適價值之間的衝突。
這次爭論無所謂勝負，因為生命價值與言論自由的關係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不可能誕生出一個確切的答案。那這次爭論的意義何在呢？“而知識分子的產生，以他們的思想超越了特定的功能或利益的囿限，以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則的名義，守護人類的基本的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他們成為現代社會的良心。這種近乎柏拉圖的‘理念’意義上對於人類基本價值和信念的守護，使得他們超越不同的階層和世俗的利益，賦予了知識分子的權威性和崇高性。知識分子的理想成為統一分裂了的社會各個階層的紐帶。”【130】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知識分子的批判與反思主要集中在調適期，而並非應急期。這種情況與錢鋼的看法更為接近。而梁文道的觀點依然可貴，因為它已敲響警鍾。它在提醒人們，即使在最為艱難的時刻，反思與問責仍然不能丟棄。從這一點來看，這種觀點頗有前瞻性，應急期中對於話語禁區的討論為調適期中湧現的大量反思做了重要的鋪墊。
錢鋼的觀點，聯合了救災的力量；梁文道的觀點，警醒了反思的必要。對於救災，這兩者都是必要的，盡管在災難發生之初它們不能兩全。這次論爭讓不同知識分子所堅守的普世價值得到彰顯，這或許就是它的意義之所在。
三、總結
“全球化是一個悖論——普世化與地方化並存，同質化與異質化並存，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共存。”【131】從共同價值到一種有限度的價值統一的普世價值的轉變，是現代性的投射，知識分子也難逃這個陰影，他們逐步從傳統價值體係的神話中走出來，向更多元的方向走去。從這個角度看，汶川地震後，知識分子淪為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專業人士或人物，其特質化的風姿或形象被一大堆細枝末節淹沒了，素有知識分子論壇之稱的《南方周末》在地震報道的特刊中，提供各領域學者廣闊的討論空間，從政治公民性到法律製度完善，從地震後經濟恢複到國家應急措施實施討論，事無巨細地呈現出地震後複雜多變的社會命題，多重聲音出現在一元的普世價值框架中，塑造了知識分子的同質化的話語模式。這是當下知識分子的時代命運與尷尬處境，依附於現代性多元價值取向的現代性的知識分子卻同樣無奈地接受被解構獨立立場的趨勢。
蘇珊·桑塔格雖然認識到知識分子的依附性對批判性的消解，但是她未降低知識分子的評判標準：“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了正直和責任。”紛紛爭論中，知識分子的姿態往往比內容重要，我們能想起的知識分子代表也是因為他們特殊的、個人的聲音和風範，這種精神給了我們鼓舞，遠遠超過其論點。
但我們或許不該如此悲觀，如果說批判性是知識分子最本色的話語敘事時，為何建設性的言論就不是另一種話語敘事呢？地震的特殊時性，其與批判性的衡量無法簡單以優劣辨之：首先，雖然曆史證明體製內的知識分子也會擾動民族的沉靜和神聖的傳統，例如“五四運動”，但是也是基於現實經驗的而非超越經驗的，也就是說他們的批判在時效上是必然滯後的。知識分子是現實的知識分子，不能神話他們；其次，汶川地震事件的特殊性。過往的關於知識分子批判性功能的討論都是在社會政治的範疇內，知識分子往往是以反叛的姿態直麵統治階層，而當社會主要衝突從社會係統內部轉移到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對抗關係中時，知識分子原先的立場被消解了，在傳媒體製保障了知識分子聲音傳播渠道暢通的同時，該發出何種聲音、該以何種立場安身立命是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要三思而後行的；地震後的災區某些地方淪落為霍布斯所說的“叢林世界”，生產體製瓦解，組織機構崩潰，原本穩定的社會結構麵臨嚴重解構的危險，社會功能的喪失讓失序稱為常態，事實的不確定性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催化了人們對後現代風險社會理論的認知。當安置、重建、恢複成了亟待解決的議題時，政府機構開始介入，強大國家機器的極權式組織管理，一直被抵製和對抗的政府控製也變得合理化了，知識分子頻繁討論的也是如何讓政府發揮出更有效的行政職能。
無論是全球化的內化，還是現代性的轉向，“我們需要重建新的論述，以期‘在全球化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聲音’，不脫離地方性而超越它，帶來啟蒙而立足於本土。我們必須承認‘消極自由’的益處，也必須調和全球普遍論述以及區域性、國家性和地方性的具體論述。該做的事實多得很。”【132】未來的路，知識分子任重而道遠。
最後，讓我們回歸到千年前哲人柏拉圖的“理想國”，在那個山洞的隱喻中，有生活在黑暗中無法看清迷茫的囚徒們，而囚徒中最好的靈魂在達到最高知識、看見善、並上升到一定高度能看清時需要讓大家分享利益。這是城邦式的理想國意義所在：在城邦裏造就這樣的人，其目的就在於讓他們不致各行其是，把他們團結成為一個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體。
注釋：
【1】鄧曉芒：《文學與文化三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頁。
【2】呂新雨：《儀式、電視與意識形態》，《讀書》2006年第8期。
【3】參閱《麵對災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笑聲》，引自http：//women.sohu.com/s2008/yuledixian/
【4】李良榮：《試論當前我國新聞事業的雙重性》，《新聞大學》1995年。
【5】唐緒軍：《報業經濟與報業經營》，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
【6】陳浩、袁光峰：《傳媒產業化進程中的受眾資源配置》，《新聞前哨》2008年第4期。
【7】李良榮：《試論當前我國新聞事業的雙重性》，《新聞大學》1995年。
【8】李良榮：《試論當前我國新聞事業的雙重性》，《新聞大學》1995年。
【9】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
【10】潘知常、林瑋：《傳媒批判理論》，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頁。
【11】引自趙月枝2007年4月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演講報告。
【12】知不足：《災難麵前，那些娛樂之死的媒體讓人憤怒》（2008年5月24日），引自百度空間。ht‐tp：//hi.baidu.com/307639526/blog/item/541a1124402aae36c995595f.html。
【13】 [美]埃裏希·弗羅姆：《逃避自由》，劉林海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14】鄧曉芒：《文學與文化三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頁。
【15】鄧曉芒：《文學與文化三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頁。
【16】轉引自張昆：《中外新聞傳播思想史導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