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已經處於高速階段，但長期以來的貪汙腐敗、法製不健全、環境問題、三農問題、教育不平等問題、醫療體製改革問題等積累了不少民怨。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各種社會問題極大地妨礙了公眾社會與國家政府的溝通、互信、互諒。國家與社會之間缺乏溝通和理解的渠道。而這次地震則有力促進了兩者之間的對話和信任，甚至有力促進了社會各階層的相互理解、相互認同，將產生久遠、深刻、意味深長的影響。
溫家寶是政府的代表，在災難最初時刻，他身先士卒，親臨現場，痛灑熱淚，其親民的風範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敬重。他的形象經由媒體傳播後，在大眾心目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記，非常具有象征性。後來胡錦濤、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也親赴災區，國家領導人在災區的表現，經過大眾傳媒的渲染和呈現，其形象得到了重塑，威望得到了提高。這對於緩解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促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融、提升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是極有幫助的。這就是所謂的國家凝聚力，包括民族凝聚力、社會凝聚力、政府凝聚力等，它對於國家的長期穩定的發展，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協同統一，都有極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應該感謝的就是媒體在其中所發揮的力量。傳媒應該經常給我們這樣的力量，如此才談得上團結、穩定、求發展。
查爾斯·泰勒在《公民與國家的距離》中論述道：“構成真正民主決策模式的條件包括：（1）相關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分子，這個共同體擁有某些共同目的，並且認定其他成員也分享這些目的；（2）公民的心聲能夠被傾聽，並在辯論中也能發揮他們的影響力；（3）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是真正為大多數人民所喜好的。”【12】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次汶川地震中，國家與公眾之間有著相比以前比較好的溝通。很多媒體、社會大眾都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建議、感想，有些意見直接觸動了國家公共政策的製定。例如國家哀悼日的設立就是由公民個人首先提出來的——在網民討論的基礎上，葛劍雄首先以知名學者的身份正式撰文提出，主張仿照外國先例設立國家哀悼日，並提出哀悼日的具體時間，得到政府迅速采納並予以執行；【13】又如向國際社會開放援助，也是民間首先提出，為政府所采納，於是才有來自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的救援隊入川。這些例子說明，公眾的聲音開始被國家所接受，國家開始傾聽來自公眾的聲音。這是邁向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的重要步驟。
還有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在汶川實施空降之時，軍方找不到合適的空降點，一個祖籍汶川的女大學生張琪在網上發了一個緊急帖子，指出在汶川向成都方向距縣城7公裏的某山頭有塊空地特別適合空降。意見經過多個媒體的輾轉來到救援總指揮部，救援總指揮部在詢問該女大學生並仔細勘察後，毅然決定采納其建議，結果空降成功，挽救了不計其數的生命【14】——這個事例有多方麵的內涵，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大眾的聲音不僅能上達，而且能被采納，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社會溝通典範。相信這樣的事例會在國家和公眾之中烙下永久的印記。
三、國家形象的塑造與傳播
什麼是國家形象？楊偉芬教授將之定義為：“國際社會公眾對一國相對穩定的評價。”【15】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形象作為一種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開始扮演著重要角色，“就像一個品牌的形象在市場競爭中具有巨大的效應一樣，一國的國家形象在世界舞台上也發揮著重大的影響。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國家形象在國際交往中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法寶。良好的國家形象必將有助於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反之，不良的國家形象則會使國家處處受挫”【16】。
由於此次災難事件中媒體的信息公開，使中國的形象得到了正麵的評價。正如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政治學家江文然（音譯）所說：“從政治上講，這是中國政府的絕佳機會。火炬傳遞抗議後，他們知道中國國際形象有問題。現在媒體報道的開放性和及時性是空前的，這是中國向前大跨步、朝向更大的開放的時刻。”【17】綜觀《參考消息》上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評價，有媒體讚揚中國媒體信息公開的程度前所未有，令人驚訝——此前對於海灣戰爭雖然也曾有過24小時直播，但那是國際事件，在國內事件上，中國此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信息公開，這讓西方媒體評論家大跌眼鏡：“對此，國內和國際的公眾都給予了一致的稱讚。迅速、準確的官方消息通過新華社源源不斷地發布出來，這表明中國的媒體完全具備職業的工作能力。”“過去，國內的媒體通常都會播放由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統一提供的新聞稿件和音像資料。現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報紙、電視和廣播記者擠滿了四川省會成都的各家旅館，他們建起臨時工作室，租用了汽車，作出涉及幾乎各個領域的新聞報道。”【18】美國《洛杉磯時報》5月17日在頭版發表文章稱，“中國允許外國救援專家進入災區；中國新聞媒體24小時播報災區的情況和災民的處境，報道積極充分；中國領導人跋山涉水，不畏艱難，到地震現場慰問災民，親自指揮救災行動；中國各地群眾為了幫助災區人民，捐錢捐物獻血，要求到災區救援的人排起了長隊。這一切表明中國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國家。”【19】
根據學者的研究，“西方媒體主要從四個方麵對中國國家形象進行了描述。首先，傷亡數字是各個西方媒體滾動報道的焦點，尤其在災後第三天，死亡人數超過2萬人之後，不少西方媒體將地震報道放到了頭版；其次，部分主流西方媒體關注了中國政府及時反應，迅速調集解放軍抗震救災的行動，多數媒體對於此次中國政府的反應速度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再次，更多的西方媒體也都討論了此次地震後，中國公眾對災區民眾、對政府決策的輿論支持，以及在哀悼日當天中國人的一致表現；第四，有不少西方媒體從此次地震後中國媒體的報道入手，討論中國的新聞自由問題。”【20】可以說，西方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描述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諸多方麵：
讚揚中國領導人親民風範，他們對災區的同情是真誠而發自內心的，並且落實在行動上：“中國總理溫家寶不斷出現在國家電視台畫麵中，他把小嬰兒抱在懷裏，為地震受災民眾帶來希望，一再展現共產黨領導人善良友好的一麵。”“在這次悲劇災難中溫家寶的言行體現了中國政府的形象，說明它依然是一個貼近群眾、順應國際社會的政府。”【21】還成為他們批評其他國家時的正麵例子。
讚揚中國軍隊奮勇救災，令人尊敬：“新聞圖片顯示，有些士兵用雙手挖掘廢墟。總裝備部官員馬改河說，受道路被毀和惡劣天氣的影響，一些重型設備難以及時送達一線。在這種情況下，各部隊克服重重困難，手拿肩扛，攜帶簡易器材徒步開進。”“軍隊在中國很受歡迎，而它在組織救援工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它的地位變得更高了。”【22】奧地利《新聞報》5月15日文章指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軍隊應對災難的能力像中國軍隊這樣出色”。【23】
讚揚中國人民自立自強、富有強大的同情心，比如說，很多災民餓得奄奄一息仍不去動鄰居家的那袋玉米，少先隊員被救後向解放軍行少先隊禮。“這裏的人民不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給予，中國的‘公民精神’並未缺失”。【24】
這一切給西方媒體留下了深刻印象，重塑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或曰中華民族的印象，挽救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挽救了北京奧運，挽救了中國人的民族性的外部形象。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國家形象的改善將有可能形成一種“慣性”，對今後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和傳播產生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積極走向開放、走向世界的契機。
通過此次事件，關於傳播形象的塑造和改善，筆者有一個初步的假設，姑且命名為“覆寫效應”，其要點有：
1.一個印象，甚至是長期印象和刻板印象，是有可能被改寫的，改寫的關鍵在於特殊事件的發生，而這個事件必須有足夠強的影響力。
2.這種改寫須基於對舊有印象的關鍵點的係統性的改變。
3.如果以上成立，則印象的“覆寫”是可能的。這個新印象未必能成為新的刻板印象，但足以扭轉一個對象在公眾心目中的印象。
4.從改寫到覆寫，是由媒體傳播帶來的。
5.新覆寫上的內容“維度”將更高——如經濟維度可能被政治維度所覆寫，而政治的維度則可能被基於人性的維度所覆寫。
四、民族認同的建構
任何一個人在其一生中總會有許多困惑，其中最具有哲學意義的當屬“我是誰”。“我是誰”這一問題依據參照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答案。當個體麵對蒼茫無際的宇宙時，“我是誰”的問題就會使他生發“渺小如塵埃”之感，感覺到自己不過滄海之一粟，實在是微不足道也。這是典型的哲學家式的追問。但這種方式的追問往往隻會偶爾闖入人的頭腦，而絕大多數時候，人們會沉浸於世俗的繁忙與操勞，關注更為直接的利益和問題。於是，“我是誰”的發問方式便多是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從社會學、政治學來追問“我是誰”，便涉及民族認同的問題了。
民族認同的建構是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來的，因為民族認同的建構需要其他民族作為參照係。但另一方麵，全球化的進程又會造成民族認同的危機，如學者指出，“20世紀晚期，全球化加速，民族疆界不斷淡化，世界劇烈的整合與重組使民族認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麵，全球性力量迅速崛起，有力地衝擊著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另一方麵，民族國家在被削弱後，其所屬的族裔（eth‐nic groups）又向原有的認同回歸，民族認同的感召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25】從最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到現在的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反映了全球化的逐漸深入，逐漸達到全球化的核心主題。甚至政治全球化也開始萌芽。這導致了個人身份的逐漸模糊，如同馬克思所預言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有學者也指出：“全球化對民族認同的衝擊首先體現在身份的相對化。羅蘭·羅伯森指出，在由民族社會、世界體係、個人和人類共同構成的全球場中，人的身份與認同發生了一係列的相對化。”【26】
全球化的進程也影響到國人的民族認同。自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西方文化開始越過意識形態的壁壘，走入中國，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喪失對普通民眾的吸引力，傳統的倫理道德越來越不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開始動搖。另一方麵，傳統的意識形態逐漸淪為書本上的教條，違背現實世界以及民眾日常生活的邏輯，紅色意識形態遭到全球化的衝擊。傳統意義上的以文化和政治為基礎的民族認同開始削弱。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民族認同出現危機的背景下，一方麵是虛高的民族主義熱情，另一方麵是對自己同胞的漠不關心，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超然”態度。
但汶川事件又把整個中國聯係在了一起，增加了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歸屬感。“汶川加油，中國加油”，沒有人把汶川地震看做僅僅是四川的災難，也沒有人把這次地震看做是亞洲的災難。每個人首先會把地震看做是中國的災難，看作中華民族的災難。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產生聯係的人們，麵對這次天災，而緊緊聯係在一起。在汶川地震中，公眾自發的救助活動、哀悼活動等無不體現了公眾對民族的認同。“任何一個民族認同的形成，都需要兩種動力，一種來源於民族內心，在危機時刻所體現出來的相互關係；另一種則來自外界。無論是外界的壓力、關注還是區別，都帶給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尺度和範圍。在災難中發現中國，實際上也是在發現中國人作為一個血緣、曆史和情感的共同體，彼此之間能夠有什麼樣的默契、情感和支持”。【27】
政治認同在建構民族認同的過程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說在20世紀之前，國人的民族認同建構主要是通過文化來完成的話，那麼20世紀以來，政治則在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因為中國成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伴隨著西方的侵略，也就是說，國人的自我想象是以“反帝反殖民”為基礎的。在20世紀中葉之後，紅色政權更是以政治意識形態的區隔作為民族認同建構的核心因素。這種方式雖然在1990年代之後逐漸削弱，但並沒有完全退出曆史舞台。一波一波的民族主義浪潮很大程度上是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東西兩分法的產物。在汶川地震中，政府領導人樹立了“親民”的形象，贏得了公眾的好感，胡錦濤、溫家寶甚至還擁有一大批的“粉絲”，這些粉絲把胡錦濤主席稱為“胡哥”，把溫家寶總理稱為“寶寶”，兩人的粉絲團又自稱“什錦八寶飯”。考慮到在中國政治體製下，領導人是國家和政治的象征、代表，汶川地震中公眾所表現出的對政治領導人形象的認同，對民族認同的建構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最令筆者關注的是，在汶川地震中，我們又隱約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民族認同的影子。這種新的民族認同，不同於此前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也超越了文化民族主義的狹隘。它是以“人”為核心的民族認同，是基於對人的生命的尊重。正如同“感動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國人在麵臨災難時所顯現的民族精神，是賑災過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寫下的一個個有關人的故事。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個大寫的‘人’字。正是這個‘人’字，體現出中華民族的精神核心”。【28】
許多民眾可以為陌生人捐款捐資獻血，可以為陌生人的生命失去而流淚，可以為陌生人的災難而痛心。這種基於“人”的民族認同由此具有普世價值，也符合現代尊重人的價值理念。民族認同的建構，從以政治、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向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轉變，是中國進步的一個象征。同時，最為重要的是，對普遍的人性的尊重和認同，最終有可能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壁壘，它有力地向我們證明：人性的力量遠遠超過政治意識形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