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米切爾認為，所有這些關於婦女狀況的古典文獻突出強調了經濟因素，而婦女狀況不能僅從經濟狀況或社會狀況來認識，而必須根據不同結構來理解。一、四大結構決定了婦女地位米切爾認為，婦女狀況是由婦女在生產、生育、性關係與兒童的社會化中的地位決定的。
（一）生產在米切爾看來，婦女體力弱小、無法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造成婦女的從屬地位的解釋過於簡單。從對曆史的考察可以發現，基於生理能力的勞動分工與社會壓迫相互作用，“並不是她體力的弱勢將其排除在生產活動之外，而是她的社會劣勢使其淪為社會的奴隸”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於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7年，第18頁。因為如果體力弱的原因使得婦女處於從屬地位，那麼當不再依賴繁重的體力支出的先進的機械技術出現的時候，就應該確保婦女的解放。的確，工業化和自動化為婦女解放提供了前提，但隻是前提而已。隨著工業經濟的增長，女性大量湧入就業市場可參見各類數據：以英國為例，1839年，英國工廠工人共有419560人，其中女工就有242296人，占工廠工人總數的57.75%，自那以後到20世紀中葉的100年間，英國女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工人總數的30－32%，經過70年代以後，婦女占整個勞動力的40%左右；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衰退和失業激增，婦女就業比例略有下降。各國婦女參加社會勞動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例是：前蘇聯為48%，北美為38%，西歐34%，亞洲為34%，大洋洲為33%，非洲為32%，拉丁美洲為24%。轉引自李銀河：《女性權力的崛起》，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第33頁。，然而，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工業化的出現都沒有使婦女獲得解放，不僅如此，每當就業市場飽和的時候，婦女最容易失業。所以米切爾指出，“婦女作為勞動大軍中的嶄新的、最不穩定的成員和資產階級社會裏最易被犧牲的成員，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後就被排除於生產之外。技術要與社會總結構結合起來，社會總結構才是決定婦女勞動關係的要素”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於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7年，第19頁。也就是說，僅僅有技術的改進，沒有社會結構的改變，婦女狀況的改變、婦女地位的提高是有限的。
（二）生育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源於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生育與性關係使得婦女在家庭中起著獨特的作用。無論在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婦女在生育、性和教育後代中的作用都沒有變化。生兒育女、操持家務成為女性的天職，結果婦女的從屬地位就被視為生物－曆史事實而不可避免，形成了婦女受壓迫的因素鎖鏈，即母性、家庭→不參與生產和公共生活→兩性不平等。盡管生產模式發生了變化，但生育模式沒有什麼變化。米切爾提出，隻要婦女的存在受製於她們無法控製的生物進程，隻要生育仍是一種自然現象，婦女就注定要成為社會剝削的對象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於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7年，第20－21頁。婦女在性關係中的地位也是影響婦女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米切爾探討了不同社會性的自由開放程度與婦女地位和尊嚴程度之間的關係以及性壓迫與性自由的關係。盡管法律上的平等和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既用於婚約又用於勞動契約，在這兩種情況中，名義上的平等掩飾了真正的剝削和不平等。盡管在整個曆史中，一夫一妻製婚姻沒有實現一對一的平等，但形式上的平等本身無疑是一個進步，它有助於產生更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