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關係在性壓迫與性自由的關係中，米切爾提出，當今的性解放浪潮在當前可能導致婦女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同樣，它可能預示著新的壓迫形式，20世紀60年代的性革命與性自由運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主張向傳統性關係挑戰的性革命與性自由以滿足性欲為目標，任意和婦女建立臨時的性關係，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一些婦女認為這種性自由打破了雙重性道德，大多數婦女體驗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壓迫。正如著名女權主義者羅賓·摩根在1970年的表達：“再見吧，嬉皮文化！再見吧，所謂的性革命！它們對婦女自由的作用就像重建時期對前黑奴的作用一樣。以另一個名稱重建壓迫” 轉引自王政：《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96頁。
（四）兒童的社會化按照帕森斯的理論，雙親在孩子社會化過程中承擔著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一個是從事家務的人、起情感的作用；一個是外出工作的人、起工具的作用。由生理結構特征和哺乳的結構差異決定了男女角色的不同區分，婦女自然而然地留置在家裏從事家務，主要起情感作用。正如瑪格麗特·米德所描述的，假設由於女性與撫育性有著自然的聯係，女性願意撫養孩子，“我們設想因為母親撫養孩子很方便，所以這是被進化過程慷慨賦予的一個特征；也設想，因為男人狩獵，這是一項需要進取心、勇敢和主動精神的活動，他們賦予這些有用的才能作為其性別氣質的一部分”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於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7年，第27－28頁。婦女所承擔的角色與所起的作用，使得她們離不開具有工具性質的男人的差遣，這一切阻止了婦女外出工作，這種現象並沒有隨著家庭規模的變小、生育時間變少而改變多少。有學者統計，19世紀90年代，英國一位母親要花15年時間用於懷孕和哺乳，而在20世紀60年代，平均隻要4年。但是孩子的社會化越來越重要，盡管沒有任何理由證明生物學上的和社會學上的母親相一致，但事實是母親承擔的教養作用在不斷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