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米切爾強調四種結構及其構成因素的相互作用，但仍然在資本主義與父權製、社會與家庭、經濟鬥爭與意識鬥爭等方麵，進行了人為的區分。在布賴森看來，米切爾的四大結構分析會導致一種危險，那就是在經濟鬥爭與意識形態鬥爭之間的人為區分，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階級鬥爭理論，將心理分析作為分析父權製的理論Valerie Bryson：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249.；第二，米切爾的有些論斷還過於武斷。正如沃格爾指出的，米切爾斷言西方社會近三四十年在生產、生育和兒童的社會化方麵沒有多少變化，這一論斷歪曲了曆史和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米切爾認為自階級社會以來，婦女一直被排除在生產結構之外，由性、再生產和社會化功能三者相聯的婦女世界包含在由生產構成的男人世界中；沃格爾認為，這是米切爾又一次誤讀了曆史，實際上，在很多階級社會中，婦女都參與到生產中。而且米切爾貶低了婦女的家務勞動，沒有給家務勞動一個明確的理論地位。米切爾關於婦女與生產關係方麵的觀點引起嚴重的公開的批評；米切爾關於家庭的分析，否定了家庭範疇的理論存在，認為家庭通過構成婦女世界的再生產、社會化和性行為在內的三重結構發揮任用；對米切爾建立的分析婦女受壓迫狀況的結構框架與方法需要進行批判性的考察Lise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15－16.；第三，米切爾把父權製看作是一種普遍有效的意識形態結構，“從閹割情緒和俄底浦斯情結裏產生的婦女心理，在父權製社會裏、目前唯一的人類社會，這種心理本質上是持續不變的。
一個婦人無論是貧還是富、是黑人還是白人、長得美還是醜，就其與‘父親律法的關係’而言，她與其她任何人所有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差不多的”轉引自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艾曉明等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3頁。這段話類似於米切爾的論斷“婦女作為婦女是處於曆史之外”。揚認為這一論斷不僅荒謬——婦女不僅參與社會生產關係，大多數婦女還參與到其他關係中，在性別關係方麵是隨著社會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且把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普遍化有可能產生某些實際危險：（1）關於婦女之間有可能產生共同意識方麵產生一種虛假的樂觀主義，而且把父權製說成是整個曆史上具有同樣基礎結構的一般製度可能導致嚴重的文化、種族和階級偏見；（2）強調父權製係統的不變性還可能麻痹女性主義行動；（3）強調父權製是非曆史的、具有同樣結構的製度，可能會淡化婦女受壓迫的嚴重程度和複雜性；（4）由於沒有給父權製任何物質的影響力，而把說明婦女狀況的基本任務轉讓給傳統的生產關係理論，雙係統理論自己也完結了Iris Young，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roy（1980），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1997，99；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7年，第79－80頁。本斯頓：”婦女解放的政治經濟學”（1969）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1997，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