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那段生活我對外一直封鎖，隻讓它不時在心裏翻湧。葛大姐的話，促使我寫了《考學》。其中有些與《三次水中逃生》有些重疊，讀者肯定能夠理解。寫完後的七八天，年輕朋友李曉打來電話說，劉老師，許燕（他的夫人）昨天回來後，晚上就讀從你家拿來的一篇作品，一邊讀、一邊哭，哭得非常傷心。我問她，她不吭聲，很久才冒出一句話：“我們真應該過好每一天，不要辜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劉老師，那究竟是篇什麼作品？
許燕讀的是《考學》。
2008年8月11日
後記
我的30年
———跋涉在大自然文學
1978年已載入史冊，閃耀著劃時代的光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從此展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輝煌的新篇章。
1978年對我來說，也是人生新的一頁。這年7月，我帶著一包稿紙，撿起已擱置了15年的筆，悄悄地來到大別山的佛子嶺水庫，開始了艱難的文學之路和大自然探險之路，30年來一直在天地之間跋涉。
父母早逝，我的求學道路充滿了坎坷。為了找到一個端飯碗的地方，12歲時我隻得輟學，離家到三河當學徒，受盡屈辱，是大哥劉先紫幫助我脫離了學徒生活。考取中學後，依靠人民助學金完成了學業。
1957年高考時，我報的是理工科，這不僅是因為數理化成績好，更重要的是沒飯吃餓怕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根深蒂固。但我熱愛文學，思想上很矛盾。高考前一個多月，我去李淑德老師家中，她快人快語：“不能從事熱愛的工作，那是一生的苦惱。”真是一語點破了朦朧。回到學校，不管班主任如何規勸，我還是改學文科，後來考進了浙江大學中文係。
1957年，我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先是詩歌、散文，後因從事教學工作，涉足美學。
1963年，因為一篇評論文章，我再次受到批判。第一次是在1958年，學生會刊物《水滴石》受到批判，我是主編，當然難辭其咎。“劉先平是中文係上空高高飄揚的一麵白旗”———專欄批判的大字報有十幾米長。在大學畢業前夕的1961年，我雖然得到了平反，接受了“賠禮道歉”，但仍心有餘悸。這次來勢凶猛，大塊批判文章署名的是“反修防修”領導小組的人。一份省級黨報點了一個中學教師的名，其壓力可想而知，更為嚴重的是我拒絕檢討。雖然當時已有學術和政治問題分開的說法，有趙校長和在校搞“四清”蹲點的郭剛局長的保護，而且我的教學又受學生歡迎，還未造成大的波瀾，但內傷是看不見的。種種遭遇說明，在那種環境下從事文學創作，危機四伏。我已有了家庭，也就多了一份責任。經過痛苦的思索，一天傍晚，我用力將鋼筆甩掉，它竟越過前麵的屋脊，落到遠處，一點聲息也沒有。我決心再不為文學寫一個字。
“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被鬥、被抄家，那是可以想見的，我也懶得再去說了，隻是心疼10多年的日記、讀書筆記、文稿被付之一炬。
命運有時真會開玩笑。三轉兩不轉，1972年，上級又把我調到了文學雜誌編輯部。那是因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省裏要恢複一些刊物。
在編輯部工作，每月都要下去組稿。我看重的就是這一點，兒時就喜愛冒險、喜愛山水。我主動要求看皖南地區的來稿。每月總有一周時間以黃山為核心，循著大詩人李白、杜牧、陶淵明等的遊蹤踏遍山水，常常能在山岩上一睡就是幾小時。大自然千奇百怪的造化，使我忘掉了現實生活中五花八門的“批判”、紛爭的世事，心靈是那樣寧靜、純潔。
漸漸地，我產生了徒步穿越石台—祁門—黟縣—黃山原始森林的念頭。計劃獨自一人，風餐露宿，用雙腳去丈量那片崇山峻嶺，尋覓一直縈繞在心頭的夢想。
每次出差回來，都是蓬頭垢麵，妻子嘲笑我是“野人歸來”。就是在這樣的漫遊中，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在山野遇到了幾位從事動物考察的大學教師。我們年齡相仿，有著相似的經曆、相似的生活環境，又是在大自然中，大家很快就解除了防備的盔甲，坦露胸懷。正因他們的點化，我突然明白了這麼多年在大自然中尋找的是什麼，突然明白了自然保護、生態平衡、人與自然的和諧、野生動植物世界對人類的意義……他們領著我到達山頂，回頭一看，我所走過的那片世界已完全改變，是一片嶄新的神奇的世界，充滿了科學，充滿了神秘。
後來才知道，在那階級鬥爭開展得熱火朝天的環境下，還能在全國開展珍稀野生動物調查，正是林業部巧妙地運作起來的，它開創了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的新篇章。
是的，是這些科學家領我走出了“大自然屬於人類”的誤區。
是的，是他們把我領到“人類屬於大自然”的境界。在這個境界裏，每走一步，都美不勝收。
我們在莽莽原始森林中，追蹤野人的足跡，考察短尾猴的社群結構。在三十六岡尋覓梅花鹿的身影，在山穀中傾聽相思鳥的歌唱，窺視喧囂的野生動植物世界殘酷的生存競爭，窺視香花與毒草形成的特殊的生存環境……我們深深地被大自然的魅力、野生動植物世界的魅力、探險生活的魅力和人生哲理的魅力所誘惑。
目睹了大片森林被亂砍濫伐，水土流失正在加劇……自然生態遭嚴重破壞的惡果，我們痛心疾首。
我和考察隊員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甚至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嚴寒已經過去，春天來了。
大約是1977年下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周達寶來安徽組稿，我隻笑了笑。她並不太了解我的情況，雖然當時的形勢有了變化，雖然1963年被批判的那部中篇小說及其作者都得到了平反，可被牽連的我並沒有得到平反。
然而，心裏確實掀起了波瀾，畢竟我曾那樣熱愛文學。最重要的是春天畢竟來了！
這些年來的探險生活，更使我內心文學的波瀾逐漸壯闊起來，形成了強烈的創作衝動。然而，我已停筆10多年了，當年的毛頭小夥子，已成了年屆不惑的中年人，有了家庭、孩子，有了生活的負擔和責任。
1978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5月，糾纏了我兩年的一件極不正常的事，終於有了出乎意料的結果。很多好朋友都擔心我經受不了這樣深重的委屈，想方設法來安慰我，可此時的我已被大自然召喚到崇山峻嶺中去了。
是的，那個決定宣布的第三天，我就趕到了考察隊的營地。
每天都有驚人的發現，生活充滿了樂趣。由於每天吃水煮筍，原有的胃潰瘍迅速加劇，先是黑便，接著是開始吐血。但我很好地掩飾了這一切，因為感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否則要後悔一輩子。
這天，我們輾轉來到了一個叫石門國的地方。不知是如何的鬼斧神工，竟將一堵萬丈巨崖劈開一道窄窄的石縫。穿過石門，天地豁然開朗：一片桃紅柳綠，鳥語花香，如進入桃花源。種種奇妙的景色、民俗、民情，使考察隊員們驚喜不已。我們要在這裏尋覓皖南野生梅花鹿的身影，落腳在一個叫汪河水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