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對敦煌文化遺產的研究，以全新的曆史高度，全麵解讀了敦煌文化（《人類的敦煌》、《敦煌痛史》），他甚至還發表了《關於敦煌樣式》這樣極具專業深度的論文，從敦煌壁畫獨特風格出發，研究了它的起源、形成、特色、美學本質等，並將它命名為敦煌樣式，他指出這個樣式的全部文化價值在於：“敦煌藝術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個派生的和從屬的部分，而是其中一個獨立的藝術樣式與文化樣式。對於絲路上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整體的中華文化是敦煌石窟的文化主體；對於中華文化範圍內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域之間的多元交流，西北民族是敦煌石窟的主體。隻有我們確認這個主體及其獨具的樣式，我們才是真正讀懂了藝術的敦煌。”（《關於敦煌樣式》）
比如，關於中國美術史，馮驥才有兩項研究可見它的學術修養與藝術功力，一是他曾以專著的形式（《文人畫辨》），對中國文人畫史上的著名畫家一一做過深究，文人畫史於他是了然於心；二是他對北宋張擇端的著名風俗長卷《清明上河圖》在“文革”初期進行過數年臨摹，完整而高超的摹寫就有過兩次，這兩次的摹本都深入到每一個細節，幾可亂真。後來他還加入過對故宮藏本真偽的討論，嚴肅批評故宮博物院的學術紕漏與狗尾續貂的失誤。他把他所討論的文化問題，民間美術的價值認定，民間藝術的年代、地域、風格考辨等都置於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學術傳統之中。
由上可見，是廣闊的文化視界和深刻的傳統自省成就了馮驥才的文化思想和大家氣象。
最後，我們看一下馮驥才文化思想與學術的精彩而有效的傳達形式。馮驥才的文化遺產思想的表達在四個層麵影響著我們這個時代。第一個層麵是他的政治身份與訴求。他是全國政協常委，這使他經常把自己的文化思想與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與文化命運結合起來，通過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為國家文化政策的製定和施行提供可行而有益的思想。他是我國文化界向全國政協會議提出議案，建議設立國家文化遺產日的第一人（1999年，此前多年他已在文章中論述過此一設想），這個倡議終於在2006年成為現實，國務院確定了每年6月第二個星期六為“國家文化遺產日”，國家與全民的文化遺產保護從此進入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新境界。此外，他對實施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關注與搶救少數民族瀕危文化遺產、保護古村落並建村鎮博物館問題、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保護問題、春節假期前挪一天以尊重民俗傳統等等都提交過政協議案，引發了一次次遺產保護的大討論和新熱潮。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和全國專家委員會主任，他在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其保護體係的建立，也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第二個層麵是輿論焦點與媒體訴求。馮驥才的名人效應幫助他推廣了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的思想。從電視到廣播、報紙、網絡、刊物甚至博客，馮驥才近些年都是以一個文化學者的身份在呼籲、呐喊、推介搶救與保護工作，並且深得人心，廣受關注。他的文章、論文、言論不僅發表在專業刊物上，而且在最強勢的媒體上頻頻出現，成為文化界一道獨特的風景。其中關於年文化與春節民俗的意義，放鞭炮的民俗寓意及文化深意、年文化所體現的民族凝聚力等，對近些年各地大力恢複優秀年俗，對中央著力通過促進傳統節日豐富人民文化生活、增強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發生了重大影響。第三個層麵是講演與遊說。馮驥才有雄辯的口才，他像孔子周遊列國一樣，為了發動各級政府、社會各界都支持、重視、參與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四處奔走，每到一處都要以其精彩的講演宣傳其主張；他像武訓一般執著地、不屈不撓地推行搶救工程。他的講演常常震撼一方，引起聽眾強烈共鳴。在北京，他為省部級領導講“文化遺產日的意義”；在山西，他向全國縣長宣講民間文化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而獨特的意義；在國土資源部門，他與各地的“土地爺”暢談土地管理與文化保護的關係。相當一批黨政領導被他的講演與思想感染，把文化遺產保護置於重要議事日程。第四個層麵是精美精湛的文字傳達。馮驥才不僅有高蹈的思想，而且有高超的文字表達技巧。他的文字形象、生動、精辟，又包含著鮮活的、新穎的、深刻的思想，讀來暢快淋漓、峰回路轉。智慧、機趣、巧妙、別致、獨到、神奇，具有高度的文學性，可讀性強，任何文體都決不生澀，而且篇篇可作美文讀，在高度的文學性中傳達出深刻的文化性、思想性。這些就是馮驥才文化思想傳達中的文字風格，這當然使他的思想獨具魅力，大放光彩。
總之，在當代中國文化思想學術界，馮驥才及其文化思想已經成為一個關注度極高的文化現象。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思想者，或者說堪稱文化思想的獨行俠。他對我國偉大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的所作所為，影響了當今中國文化的發展，也將影響中國文化未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