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秀才留下文神童，文神童又留下什麼？這就要講講司徒超昊的愛妻劉玨的故事。超昊18歲那年，父親司徒昱已經去世，由母親李氏為之操辦婚事，超昊同劉氏玨喜結良緣，幾年功夫生下一子二女。超昊英年早逝，留下妻室劉玨孑然苦度，直至三十幾年後的1972年才病故謝世。可是人走了茶不涼，不少司徒家老人至今還念記著“玨無玉”的淒涼人生。
解放前夕，以司徒高祖母為首的司徒氏家庭，按家產（即田土）是“富農”，按生活卻近似“貧下中農”。超昊去世後，劉玨帶著一子二女苦熬時光。早期情景的見證人均已亡故，然解放前夕的目睹者仍大有人在。就說說“吃飯”這出當場戲吧，劉玨家很不好唱。那年月富裕戶吃細米，缺吃少穿人家隻能吃糙米和麥子，糙米和細米成了貧、富家庭的分界線。當時的稻穀稅殼工具隻有兩種，一是碓舂，二是“內子”。所謂“內子”，就是用竹片作牙齡的木質大磨，磨出的大米叫著“內子米”，十分粗糙，欲吃難咽。窮苦人家缺吃少穿，吃上“內子米”就萬事大吉，有麥子飯填飽肚皮也算有幸。解放前夕，劉玨全家吃得怎樣呢？有見證人直述：她一家人吃的主要是“內子米”和麥子飯。那些年近八旬的司徒家父老還記得，抗日戰爭結束後，戰事又起，地方政權一盤散沙，百姓死活無人問津。那時，劉玨的獨子司徒無病已經早婚，一家多口吃飯是個大難題。平時，兩餐當三餐，“內子米”打當場，隻有逢年過節，玨一家才能吃點細米。由麥子（穀麥即大麥）做成飯，製作過程比米飯難得多。先將麥子浸透過夜，次日用碓舂舂掉粗皮，過篩後再舂二次，才能舂出合格的麥米飯。劉玨家人多勞少，收益淡薄，連合格的麥子飯有時都吃不上。有人親眼所見，劉玨帶著兒女踏出的麥米，那腹溝裏的粗皮常常沒有舂去，劉玨便拿去下鐤做飯，兒女們一餐至少要少吃三分之一。劉玨還苦笑著對旁人說：“粗皮也能撐肚皮，節省一點是一點。”有一次，正在病中的一個小女兒，端上麥子飯就兩眼發呆，許久許久了粒飯未咽，還忍著啼哭流下兩行熱淚。母親心疼了，隻得去一個近房叔嬸家借回半升米，熬成稀粥讓女兒充饑……
然而，劉玨的苦楚豈此如此，她嚐盡辛酸撫養獨子司徒無病，其間更滲透著苦澀的血與淚。劉玨那個年代，重男輕女成風，隻送男兒讀書極為普遍。劉玨茹辛含苦，省吃儉用，一心要把無病培養成不離不棄的“地寶”。司徒無病14歲完小畢業，未滿15歲就象父親一樣，跋山涉水獨自進縣城就讀楚材中學。那時候學校條件很差，隆冬時節，寒風肆虐，窗格上糊著的擋風紙早被吹得七零八落，學生們如同在露天地裏聽課一樣難愛。然司徒家手頭逐緊，開銷拮據，連司徒無病進城讀書都沒有縫製件新的禦寒棉襖。風霜雨雪，寒流不斷，司徒無病久凍成疾，一病不起。這如五雷轟頂，單身命薄的劉玨哪裏承受得了。萬難之中，她忍痛賣掉兩畝水田，好不容易才替獨子撿回一條小命，卻又留下多處殘疾：說話時鼻腔內嗡嗡作響，口齒含糊不清，右眼下皮向外翻垂，紅白外露，上下合閉十分困難；另有輕度精神病，更令劉玨寢食不安。一個好端端的書生少年，一下子變得猥穢不堪。那些年月裏，多少個夜闌更深時，同劉玨相鄰的好幾位伯叔兄嫂，不少人聽到劉玨的哭泣聲，既哭獨子多災多難，又哭自身命途多舛……好在隨著年齡的日漸增長和母親的百般嗬護，司徒無病的殘疾才一步步減輕，但矮小體弱則成了他的終身特征，也將他推進難以自拔的“弱勢”泥潭。
司徒家院子同會同寺口岸隻有1公裏之隔，街上商賈雲集，而司徒家院子卻日漸蕭條。從司徒昱傳至司徒超昊再至司徒無病，已是富戶不富，入不敷出。一棟祖傳的矮小瓦屋，中間木架，兩廂土磚，由司徒無病家同一堂兄各住一半，擁擠不堪，若是來了客人，主人家還得上樓過夜，蜷曲在樓板與瓦簷之間的空隙中。至今，司徒高家的那半座木土屋尚存，隻是破爛不堪，隻能為世事“作證”而已。土地改革時，劉玨家劃為“富農”。土改幹部見劉玨是“四類分子”（地、富、反、壞）中的“弱勢人”，沒有安排她上台挨批鬥，隻偕同他人戴高帽遊過一次街。然富農不富，浮產全無，隻比貧下中農多了幾畝薄田。祖傳木土屋未被沒收，直到大辦公共食堂時，因房屋處於院子中心，是開辦食堂的最佳場所，才被動員發揚風格讓出木屋，喬遷司徒家祠堂。此時的劉玨已孑然一身，王玉無玉，一貧如洗，已經結婚育子的司徒無病夫婦更是寸步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