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入世前後，電視生產力發展內在要求和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電視體製改革的主要動力的話，那麼"製播分離"的直接原因則是全球化背景下國外強勢傳媒集團的進入威脅與影像生產的民間力量（主要是商業化運作的民營影視公司）的崛起。在一項《當今中國城市電視觀眾的收視特征及傳媒對策》的六大城市調查中，數據顯示，與央視一套的覆蓋率99.6%相比，境外衛星頻道（主要指香港幾家電視台、鳳凰衛視、CNN和日本電視台）的可接收率在廣州已達89.6%，"經常收看"的選擇率為61.6%（這同有關部門默許香港幾套節目進入廣東省有線電視網這一特殊政策有關）。其餘五城市收看不到境外台的觀眾分別在36.7%（上海）至79.2%（沈陽）之間。五城市平均可接受率為40.37%。據報道，有多家外國媒體、在港媒體正在同國內有關主管部門磋商，在保證遵守中國新聞報道有關規定的前提下，進軍內地電視市場，其中包括CNN中文財經頻道、香港陽光衛視曆史探索頻道、鳳凰衛視財經頻道和香港無線的TVB8星河頻道等等。總之，有條件地逐步開放境外電視已是遲早的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內電視台未雨綢繆、謀劃應對之策也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麵，在中國影像生產力的格局中，民營影視公司的出現是一個影響目前占統治地位的影像生產關係的力量。從1994年11月，京城第一家民間電視機構嘉實廣告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掛牌開始，到2000年民營電視開始集體亮相，民營電視機構的出現加速了中國電視的市場化進程。其實民營電視的出現和發展，既是中國內地電視製播製度改革的產物，又是製播製度改革的推動力量，它極大刺激了國內電視內容製作業的發展，近年來市場上出現的《歡樂總動員》、《娛樂現場》、《幸運52》、《東方夜譚》等，都有民營電視的影子。它們豐富了節目形態，刺激了電視台係統內製播運作機製的改革。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製播分離的概念輸入中國。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製播分離的主導力量來自體製內的自上而下的推動。其實製播分離隻是一種形式，它隻反映了問題的表麵，資本的社會化多元化才是增強節目競爭力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與整個電視產業的發展相適應的完善的節目生產機製、節目營銷機製以及節目質量反饋機製，中國的電視產業才可能進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在此過程中，社會資本的介入，實現節目製作資本的社會化、多元化便成了增強電視節目製作力量的唯一途徑。
中國媒介發展的主要困難是政策體製。在有關中國媒介經營發展麵臨難題的調研中，政策體製居於首位，占64.5%，資金問題占19.4%，內部機製占12.9%，其他占3.2%，因此建立科學、合理、規範的電視事業布局和管理體製是電視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目前全國經批準的電視節目製作經營單位有上千家，但是民營影視製作機構的發展壯大存在較大的製度瓶頸。目前電視台在節目生產製作上占有絕對優勢，無論是設備條件、技術水平，還是采、編、播力量，整體實力絕非民營節目公司可比。雖然"製播分離"讓電視節目的製作進入了市場化，但是由於播出的限製性，"很多傳媒企業與電視台之間仍然處於不對等的關係，相對於製作平台的開放，播出平台的瓶頸束縛依然限製了我國民營傳媒業的快速發展"。這涉及到內外之別，公私之別，權錢之別。如果說，這種國營強、民營弱的不均衡狀態是長期製度製約的後果的話，那麼這種實力的不均衡狀態又與製度製約形成了新的體製霸權。在國有電視台壟斷節目播出的狀況下，電視台擁有所有節目和廣告的播出權，決定著民營電視製作公司節目的取舍、頻道、時段。許多民營公司隨時麵臨著電視台單方麵更改合作規則，甚至被有關部門"叫停"的窘境。所以王長田也感歎民營影視公司"主要擔心還是一個政策問題"。而郭鎮之則認為民營影視公司的健康成長"缺乏法製基礎"。可以說，在製播分離的過程中，相比公安、政法等黨政部門下屬的與電視台合作的影視機構相比，民間影視機構受到的傷害最大，他們處於無權無勢，任人宰割的地位，除了選擇做還是不做外，沒有更多選擇，所以"這種合作不是平等的"。更有甚者，現在很多機構都是花錢去買播出時間，即所謂的頻道占用費來播出自己製作的節目，在廣告經營過程中電視台給節目提供者製定苛刻條件，限製客戶，隨意在節目公司的時間段內插播廣告。當無法建立起一個平等的交易平台和公平交易環境的時候，這種合作便是畸形的，也是短命的。曾經做過光線電視的宣傳總監的段佳鬆認為，民間電視現在的生存環境"雖不能說惡劣，但還是比較困難的。"所以進入2001年後，""民間電視"給人的感覺已經不再美妙"。到2005年，楊偉光也承認，"現在有種說法：10%左右的製作單位能賺錢，30%左右的能持平，60%左右的虧本。多數民營製作業虧本是電視產業進一步發展中的大問題"。顯而易見，當前中國電視產業的投資仍然屬於"高風險"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