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原始藝術密不可分的是河姆渡人的精神世界。從上述的雕刻及刻畫圖案中，我們已經看到人們具有了對稱、兩分的審美意識，也會利用重複連續花紋等比較成熟的裝飾藝術形式，體現了河姆渡人較高的美學觀念。經常出現的鳥、太陽等形象，可能與當時的原始信仰有關。根據古文獻記載，東南沿海的早期部族以鳥為圖騰，位於東海之濱，崇拜日神也在情理之中，伏羲、帝俊等與太陽有關的始祖神就大多發源於東方。當然，早在六七千年前，人們的原始崇拜發展到何等的程度？他們的精神世界到底又是何種模樣？這些有關無形的“思想”的問題，都無法由實物資料中直接獲得答案。我們也隻能由河姆渡人信手留下的一些片段，來想象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在史前曆史的演進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的發現令亞洲稻作農業發源問題集中到長江流域。後來層出不窮的新發現也不斷證明，長江中下遊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區。河姆渡文化的性質一直以來不乏討論，但比較一致的是，由此為源頭的江南文化譜係對後來的日本和中國台灣原始文化都產生了影響。最關鍵的是，河姆渡文化的發現，令人們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長江流域無疑是中華原始文明的又一搖籃。
千餘載的原始東夷社會——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距今6100年到4600年間活躍於山東地區的居民創造的一個原始文化，因泰安附近的大汶口墓地而得名。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了科學的考古發掘工作，70年代到80年代之間，山東地區是中國考古學界的工作重心之一，因此大汶口這個名字在考古學界非常響亮。到目前為止，大汶口文化遺址已經發現了幾百處，其中開展過發掘工作的也有50多處。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研究工作較為深入和細致的一個對象，對這一原始文化的認識也比較全麵。
大汶口文化的發展曆程長達1500多年，文化本身的演變和發展脈絡比較清楚，為我們了解早期社會各個層麵的演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農業是大汶口文化居民主要的經濟活動，在這漫長的1500年裏，農業生產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出土農具的數量比較少，類型也十分簡單，隻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鏟。到了中期階段，農具數量、種類都開始增加，用肩的工具開始流行。這是為綁縛於木柄上，提高生產效率而產生的變革。晚期階段，農具在生產工具中所占的比例進一步加重，各種質料的農具都大量出土，有一些還一直延續到龍山文化中繼續保留使用。
大汶口文化先民種植的穀物主要是粟，這是黃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種植的一種穀物。膠縣三裏河遺址的一個窖穴中出土了約1立方米朽化碳化的粟粒，據推測原來穀物可以裝滿窖穴的。這樣的糧倉位於一座房屋基址邊上的一個普通的例子，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糧食儲備已經達到一定的數量。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飲酒之風日盛。如位於沂沭河流域的陵陽河墓地，45座墓葬中就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這是一種飲酒器。它在所有遺物中所占的比例高達40％以上，尚酒風俗可見一斑。這也反映了剩餘糧食的豐富和農業生產的發達。
家畜飼養也十分的發達，尤其是大汶口人對豬的偏愛是其他地區無法相比的。以豬隨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財富的一種主要方式。以大汶口墓地為例，用豬隨葬的墓葬就占了所有墓葬的1/3以上。這種隨葬方式，一般是用豬的下頜或是豬頭來作為豬的代表，全部用整豬的現象還不太多見。隨葬豬頭或豬下頜骨的數量多少，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個墓隨葬豬頭達到了14個；三裏河墓地中，最多一個墓隨葬豬下頜骨達到37個。通過與其他隨葬器物的組合比較，可以發現，隨葬豬骨的數量和其他遺物的數量、質量成正比。可知豬在大汶口人的心目中是多麼重要。
漁獵工具在生產工具中也占了較為穩定的比重。各類骨質的魚鏢、魚鉤以及陶網墜的發現，說明捕撈業仍受重視。在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超過20個個體的揚子鱷殘骸，說明大汶口人不僅捕魚撈蝦，也能捕獵大型的水生動物。
大汶口文化的手工業狀況同農業一樣，由早到晚發生一係列的變化和發展。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陶器的製作以手製為主，個別的利用慢輪，對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進行修整，製作器物不夠規整，效率也無法提高。這一時期，同黃河中上遊的情況類似，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較為發達。與仰韶文化不同的是，這裏的彩陶不以黑紅二色為主，有黑、赭、紅、白等多種顏色，紋樣的種類也很豐富。但很多方麵可以看到與黃河中上遊文化的相互交流，同時又有自己的特點。這些圖案布局合理、線條流暢的彩陶應是專門的陶器製作部門生產的。如在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中，曾經發現一座男性墓內隨葬有數塊石料。經鑒定為天然赭石，如果蘸水研磨即得赭紅色粉末，與彩陶上所用的紅色相一致。因此可以推知這幾塊石料是專用的顏料。此墓的主人可能就是製作彩陶的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