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後，山東地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對於龍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積累的基礎上不斷的深入，到了80年代以後，龍山城的陸續發現，以及文字和銅器的出土，更是將龍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龍山文化的遺址遍布山東及附近地區，調查得到的數量，超過了一千多處；其中經過正式發掘的就有六十多處，在同時期全國的考古工作中，堪居首位。
龍山文化的分布範圍，包括山東全省和安徽、江蘇北部以及河南的東部地區，總的麵積達到了20萬平方公裏，在這樣的規模內，城址林立，不同等級的聚落星羅密布，展現出東方地區早期文明的恢弘氣勢。
城的出現，被學界認為是文明產生的重要標誌之一。東西方數量眾多的文明起源研究，都將城的起源作為主要標準。中國古人也早就將城作為重要的內容載入典籍，《禮記》中有雲：“城郭溝池以為固”，就是早期對城的重要價值的一種認識。
龍山文化中陸續發現的城址，形狀布局，各有特點；各占一方，遙遙相望。最早發現的城子崖遺址，就是一處龍山城址，這個城平麵呈方形，麵積約有20萬平方米，是龍山文化中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座城。城內的文化遺留十分的豐富，堆積層很厚並且十分複雜，表明當時居住人口眾多，活動頻繁。由於早期工作的局限性，對這座城沒有全麵的發掘鑽探，正式發掘的麵積很小，不足以進一步討論布局和功能問題。但是城內出土的陶器製作精良，個體巨大，不愧“王者風範”，眾多卜骨龜甲的出土，也反映了活躍的宗教活動的存在，龍山城一度的繁榮景象還是能夠在想象力豐富的考古學者眼中建立起來。在龍山城周圍，方圓近百裏的範圍之內，還分布著幾十個同時代的遺址，相對於城子崖，它們的規模要小得多，出土遺物也略遜一籌，將之作為一個群體來考察，初步的城鄉對立格局已經十分明顯。
位於泰沂山係北麵的鄒平丁公遺址，也是一處重要的龍山城。這座城是20世紀80年代山東大學組織力量進行係統工作的。城的平麵是圓角方形，四麵的城垣都十分規整，總麵積超過10萬平方米。最近的發掘似乎還顯示，在這個城圈之內，還有另一重城垣，而這種雙重城垣的形式，在龍山城中也並非首例。丁公城的建築方法與城子崖基本類似，由於地處平原，丁公城的城垣之外還挖有大規模的城壕，防禦功能得到了加強。丁公城內的文化遺留也是異常的豐富，先後六次發掘共出土龍山遺物近5000件，陶器的製作水準可以同城子崖媲美，而其最重要的發現是一片刻有五行十一個文字的陶片，這在龍山文化中是到目前為止的孤例。
在臨淄齊故城的西北，近年還發現了一座重要的龍山城，遺址位於田旺和桐林兩村之間，故被命名為田旺城。由於試掘的麵積很小，現在對這座城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大約知道也是一個方形的城，麵積約有15萬平方米左右。令人側目的是在這裏出土的巨型陶器，它們全部來自於一個灰坑，大小依次遞減但形態相似的陶鼎和陶簋，令人很自然的聯想到西周的列鼎製度；而另有3件陶甗也像“列甗”一樣逐個遞減，最大的一件高達116厘米，堪稱中國第一。這些組合完整，氣勢宏偉的陶器集中在一個灰坑內出土，顯然不是偶然造成的，因此，很多專家認為這是一組陶禮器，這個灰坑所在之處應該是進行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動的場所。
還有一個麵積相對較小的龍山城是位於彌河流域壽光縣的邊線王。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形態是一個內外相套的兩重城址。大城平麵是圓角方形，四邊的城牆各開有一處城門，全城麵積近6萬平方米；小城的平麵形狀類似大城，但是麵積要小得多，僅1萬多平米。可惜的是，這處遺址地麵破壞較為嚴重，今天可以看到的隻有兩重城垣的基槽。根據基槽內建城時混入的陶片來看，這兩重城牆並不是同時使用的，大城的時代要比小城略晚，因此，可能是小城廢棄之後，就地擴建而成為大城。這座城址的發現也說明了山東龍山城的多樣性，可能不同大小和形態的城址具有不同的功能，所以邊線王城的發現也有其獨一無二的意義所在。
除了這些早期的城址以外，還有其他的一些發現同樣地引人注目。比如在彌河北岸的一個叫西朱封村的地方，20世紀80年代末期就曾經發現過一個重要的龍山文化墓地。盡管這個遺址幾乎被破壞殆盡，但在這裏發現的三座龍山文化大墓卻是龍山文化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收獲。這三座大墓都是長方形的土坑墓，但是與同時期一般墓葬規模相比，墓室就真的是十分的宏大，其中最大的一座平麵麵積達到了30平方米，墓的深度超過了2米。而且在這幾個墓葬中，發現了保存良好的葬具，有的是一槨一棺，有的是兩槨一棺，“槨”就是外棺，根據文獻記載，天子、諸侯、士大夫等分別有用幾槨幾棺的禮製規範，西朱封大墓的葬具也同樣表現出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就已經頗具雛形的棺槨等級製度。另外，在棺材的周圍還有紅、黑、白三色彩繪的邊箱和腳箱，隨葬品一般都放置在棺槨之間或是邊箱腳箱內。略與想象有異的是這樣高等級的墓葬內，隨葬品的數量卻不多，一般就是百件左右，但是隨葬品的質量相當突出，除了精致的人工遺物外，還有豬下頜骨和鱷魚骨板作為陪葬。在隨葬品中，最令人矚目的是玉器，玉器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同時期其他文化無法媲美的，通體經過磨光的玉器，特別是一些經過透雕的發簪和冠狀飾，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精品。而隨葬的陶器無論是實用器還是明器都製作十分規整，沒有一般隨葬品粗製濫造的現象，特別是數量眾多的蛋殼陶杯和白衣陶鬻，為其他墓葬所鮮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