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民營中小企業發揮靈活的體製優勢，依靠產業集群和專業市場開展專業化生產，形成了巨大的產業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推動了浙江經濟高速、持續地發展。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浙江產業集群迎來了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曆史機遇，產業集群和中小企業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從而推動浙江的製造業發展進入新的階段。但必須指出的是，浙江的產業集群多數建立在低檔次、低附加值基礎之上，自身缺乏產品設計和研發優勢，出口訂單“爆炸式”增長或是依賴國外批發商、經銷商等貿易中介下單和包銷為主的間接出口，或是通過OEM的形式加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網絡體係。這些現象如果不引起足夠重視並加以解決，可能會傷害民營經濟自然演化的內生增長機製，最終導致民營出口企業陷入規模報酬遞減、創新能力衰退、產業結構僵化等典型的“貧困化增長”軌跡，地區進一步的發展能力和躍遷機會都將受到很大的製約，隻能被動地處於全球一體化經濟的邊緣，淪落為依靠勞動力、土地等初級資源的低成本投入，滿足低價格偏好的“世界車間”。
（一）模仿競爭和惡性價格競爭普遍，“古典企業”的微觀基礎難以構築國際市場勢力
現階段，浙江省大多數民營企業的組織形式仍然停留於錢德勒(Chandler)意義上的“古典企業”，普遍缺乏容納現代生產函數的製度裝置，難以構築起續補對外貿易大幅增長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所需的新優勢：就單體而言，民營出口企業規模都較小，數量眾多的同類企業無法達成“價格合謀”，不具備將有限的產品差異加以區別和專門推銷並轉化為市場勢力的能力，也即企業缺乏影響和控製市場價格的能力，隻是與其他企業開展向下的惡性價格競爭。由於橫向產品差異化努力得不到正常的利潤補償，往往會滋生企業進行產品模仿競爭，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和資本積累能力長期積弱，先進設備、管理層級、廣告投入以及品牌建設等高端要求對原發性的中小民營企業來說高不可及。另一方麵，簡單平移國內低質低價策略的全球市場擠占路子越走越窄，貿易摩擦和反傾銷調查事件此起彼伏，溫州打火機、眼鏡、皮鞋，紹興紡織品及海寧皮革等產品多次受到美國、歐盟及其他國家的出口限製，產品的國際市場認同度和影響力微乎其微）。盡管隨著我國進出口管製的放鬆，已經有相當多的民營企業被賦予自營出口權，但發展到獨立營銷性質的個體仍可謂鳳毛麟角。
（二）接單生產無法控製信息來源和銷售渠道，對采購商的過度依賴引致市場交易風險增加
目前,浙江企業的出口貿易往往體現為接單生產，由國外采購商（批發商或經銷商）將樣品拿到國內下單，贏得訂單的代工企業隻負責按照委托協議如期交貨，不直接參與產品設計和客戶開發。此類做法使得信息來源和銷售渠道被牢牢地控製在國外采購商手中，人為地形成了出口企業與目標市場的隔絕，代工企業不僅無法及時洞察和識別外部市場的消費特征與需求結構，而且嚴重妨礙產品組合的不斷革新與自主品牌的國際推廣。一方麵，由於世界市場變幻無常，供需雙方事前在價格、品質、檢驗、付款期限、違約責任等條款上常常訂立得不夠完備，掌握外部信息和業務控製權上的不對稱地位引致重新談判、履約過程中機會主義行為和道德風險層出不窮；另一方麵，由於國外采購商奉行“永遠尋找最低價格、最好質量產品”的商業理念，一般會在幾家合作夥伴之間選擇以保持外包決策的彈性，其結果是雙邊契約關係經常不甚穩固。沒被選中的企業隻能接受退出市場競爭的無奈結局，被選中的企業則因為一定時期內全部資源和生產能力被圈定，關係專用性投資難以重新配置而承擔對方毀約撤單的莫大風險。隨著沿海地區生活成本的提高，土地、勞動力、水、電力等初級資源呈現全方位的緊張態勢，傳統勞動密集型優勢產業既受到來自發達國家資本替代勞動的壓製，又遭遇來自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的擠對，一旦對外貿易環境發生急劇變化，容易引發因製造基地遷徙和原有產業衰退而導致地方經濟極度萎縮的“產業空洞化”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