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策：捐小以全大
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誌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為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不中敵人之圈套，以靜製動，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乃用兵製勝之道，亦是治國安邦之道。這些戰術戰法，在王陽明後來的戰爭實踐中都曾被他一一用到。
第八策：嚴守以乘弊
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複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並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並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
在“邊務八策”的結尾處，王陽明寫道：
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傳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提出“邊務八策”時，王陽明不過才二十八歲，可他從中透露出種種戰略思想與眼光，已頗具一位大戰略家的氣度。從中也不難看出，對《孫子兵法》這部兵家奇書，王陽明是深有研究與心得的。多年以後，王陽明輾轉南方，剿滅流賊，又在旬日之間平定威脅大明皇權根基的宸濠之亂，想來都是意料之中的事。《陽明先生集要》的編寫者施邦曜曾高度讚揚王陽明的“邊務八策”，以為他的“邊務八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孫子兵法》十三篇。
2 江北審案 九華訪仙
弘治十三年（1500年）六月，二十九歲的王陽明結束了自己在工部的觀政實習期，出任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正式步入仕途。
明朝刑部下設十三清吏司，負責各省訴訟事務，雲南清吏司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刑部有個下屬機構叫提牢廳，主要掌管獄卒，稽查南北所有監獄的罪犯，發放囚衣、囚糧藥物等。提牢廳的主事是每月輪番製，由十三個清吏司主事輪流擔任。這年十月，恰值王陽明擔值。繁忙的工作，加上咳嗽舊疾複發，王陽明不堪其苦：
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
——《提牢廳壁題名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九）
盡管當時疾病纏身，王陽明還是沒有一天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根據獄中現狀，王陽明製定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獄中規則，這些規則到後世還在沿用。
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陽明受命前往直隸和淮南地區審查犯人。那是王陽明任職以來第一次獨立辦案，他卻似一位辦案老手，將一切處理得井然有序。
王陽明一到當地，便深入群眾展開調查。通過多次與地方官員交流溝通，王陽明發現此地竟然有那麼多冤假錯案。在王陽明的主持下，隻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江北一帶的冤假錯案都被肅清平反。王陽明可以回京複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