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故居
在杭州城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南側，有一座曾由著名學者和書法家馬君武題匾的“風雨茅廬”，即是作家鬱達夫的故居。它占地一畝許，於1936年初落成，至今已經七十多個年頭了。
風雨茅廬由前屋和後院兩部分構成，走進大門，兩側共有五六間平房。然後穿過天井，又見三間坐北朝南的正屋，正中一間為客廳，並有後軒；廳東西為臥室，三麵回廊，正屋東北有衛生間、廚房等附屬建築。正屋與後院，用磚牆相隔，後院也建有三間平房，作書房和客房之用。
鬱達夫原居上海，1933年春，他突然決定遷居杭州。他在《遷杭有感》一詩中寫道：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
範雎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索居。
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
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鹿車。
從詩中看出，他是為躲避“文字獄”，偷安企圖在西湖邊找到一個“桃花源”，流露出一種萬般無奈的情緒。
遷居的原由，是因鬱達夫在上海加入“左聯”，主編左翼刊物《大眾文藝》，成為了當時國民黨特務所忌恨的人物。在王映霞的勸告下，鬱達夫像一個離開戰場的戰士，舉家遷到“暖風吹得遊人醉”的杭州。
對於鬱達夫的遷居，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朋友，都是力阻的，他們認為浙江的政治環境其實更為惡劣，迫害民主鬥士無所不用其極。魯迅在給黃萍蓀的一封信中說：“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卒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恨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意，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但鬱達夫未聽從友人勸告，執意前往。爾後，魯迅又寫了一首《阻鬱達夫移家杭州》的七律，表達對鬱達夫的關切和提醒：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鬱達夫雖然沒有聽從魯迅的忠告，卻把這首詩掛在寓所的客廳裏，並自書一聯配在兩側：“兩口居碧水丹山，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磷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
鬱達夫於1933年4月離開上海，寓居杭州城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一幢朝西的兩樓兩底的中式樓房中。他對這個住所並不稱意，常常思量要建造一個屬於自已的安身之處。他看中了住所南側的一塊屬於杭州救濟院的空地，便買了下來，積蓄之外再向親友舉債，共花去萬塊銀元，終使風雨茅廬落成。但其時已為1936年初。新屋落成也是鬱達夫思想成熟之時，故他並沒有住入，便於這年的2月4日，展翅去了福建的福州，擺脫了杭州反動勢力對他的挾持和鉗製，“風波浩蕩足行吟”。後來，他積極參加抗日鬥爭，於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憲兵殺害於印度尼西亞，成為一個堅貞不屈的烈士。
在駐留杭州兩年零九個月的時間裏，鬱達夫並沒有找到理想的“桃花源”，反倒受到反動勢力的侵擾，一腔熱血的他仍然以一支犀利的筆與之周旋，寫下了數量可觀的遊記、散文和詩歌，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祖國河山的熱愛，對黑暗社會的揭露，以及他的苦悶與憤怒。
在收錄舊體詩詞的《鬱達夫詩全編》中，這一段時間，他寫了不少格調高昂，寄意深遠的作品。如寫於1933年夏的《聞楊杏佛被害感書》：
風雨江城夏似春，
閉門天許作閑人。
恩牛怨李成何事，
生死無由問伯仁。
1933年10月寫的《酒後揮毫贈大慈》：
十月秋陰浪拍天，
湖山雖好未容顏。
但憑極賤杭州酒，
爛醉西泠嶽墳前。
1935年夏寫的《乙亥夏日樓外樓坐雨》：
樓外樓頭雨似酥，
淡妝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蘇。
在海外為抗日奔波勞碌的日子裏，鬱達夫自知生命時刻處於危險之中，曾備好遺囑，以示為國捐軀的信念。在遺囑中也曾涉筆他的風雨茅廬：“國內財產，有杭州場官弄住宅一所，藏書三萬卷，經此大亂，殊不知其存否。”
值得慶幸的是，鬱達夫的故居至今猶在。
我曾叩訪過風雨茅廬，並口占一首七絕，表達對這位作家兼戰士的敬意：
雨驟風狂舊日廬，
桃源夢斷老西湖。
終將熱血濺酋寇，
浩浩忠魂此處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