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路口了，他們熄了車燈，悄悄地守候在那裏。黑暗中，聽見遠處有了大卡車發動機的聲音。領隊著急地告訴司機：“來了，快追！”一追上去果然是兩輛偷運木材的卡車。他們截住了一輛，另一輛在夜色的掩護下飛快地逃跑了。司機立即跳上車去追，但已經沒有蹤跡……正懊惱間，第三輛卡車又過來了，截住一看，上麵竟盜運了十幾立方米木材，而且全是名貴的香柏……
這一切真像是警匪片裏的鏡頭。
這個夜晚，另一路林政人員也大有收獲，他們截獲了7輛偷運木材的出租車，每輛車上都帶有木材一方到兩方。
這次行動，大有斬獲，抓住了大批偷拉盜運木材的不法分子，縣林業局的工作人員們都十分高興，認為一定會對這些不法分子進行嚴懲，可以刹住這一股和“天保工程”公然對抗的歪風了。
誰知結果卻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縣上規定，林業部門對偷拉盜運者隻有“抓”的權利，而沒有處理權，於是這些人便全部交到了“縣上”。這一交便沒有了下文，打電話、寫條子用其他方式說情的人絡繹不絕，其結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國家規定，偷運木材5立方以上者要追究刑事責任，但在若爾蓋縣卻都是處以罰款，最多拘留15天便完事。
這以後，偷拉盜運之風便更加熾烈。
2001年7月。一位州領導到若爾蓋縣視察時發了脾氣，指出當地已形成伐、運、銷一條龍的木材交易黑市市場，要求公安部門和林業部門進行嚴厲打擊。誰知在公安、林政人員出動前，早已有人走漏了風聲，偷拉盜運者立即迅速轉移了贓物，以致這次行動又無功而返。
當地不法分子甚至囂張到敢於毆打執行公務、進行車輛檢查的人員，還暗地裏派人監視林政幹部們。對林政幹部的生活規律——包括他們在哪兒吃飯、哪兒喝茶都摸得一清二楚，林業局的車號更爛熟於心，隻要看見林業局的車來了，放哨的便會立即騎上摩托飛跑回去報信，等林業局的車趕到，偷拉盜運者早已躲起來了。
當然，讓林業局幹部和林政人員們感到最難對付的並不是這些偷拉盜運者，而是領導們的介入和幹擾。他們說：“領導們的親屬不能處理，我們又怎麼能去處理老百姓？但是，我們要在這兒拿工資、吃飯，又怎麼能得罪這些權勢？”於是，大家便隻得“睜隻一眼閉一隻眼”了……
許多次，在抓獲偷拉盜運者時，不法分子們第一句話不是先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氣勢洶洶地宣稱：“××是我的哥哥……××是我的親戚……”
正是在這些“××”的包庇縱容下，若爾蓋縣才會出現伐、運、銷一條龍的木材交易黑市市場。
據說過去一位林政股長就因為公正無私、執法嚴格，曾讓偷拉盜運者聞風喪膽，以致得罪了許多人，最後連某些領導也不喜歡他，認為他不識時務。心灰意冷之餘，他覺得沒意思，便要求調動工作了。
也許，腐敗、官僚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才真正是盜伐盜運者的“金三角”吧？
“水分”中的“政績”
造假和形式主義則是生態建設中又一嚴重問題。
這樣的問題，1958年曾讓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吃過大苦頭，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但在體製和習慣的作用下，如今它仍然陰魂不散，而且造假的方法似乎變得更加“高明”了。
據統計，在全世界開展的各種生態環境建設中，我國無論項目的數量或項目的規模都居全球第一，但是效果卻不明顯，“造林不見林”便是典型的表現之一。
原因之一便是我們的各種彙報材料、各種統計數字往往“有水分”，更嚴重的是，這種摻“水分”的造假者不但沒有受到嚴厲的查處，反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會受到嘉許和提拔。
於是，造假之風愈演愈烈。
民諺早就稱：“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國務院就發文件……”
一位基層工作人員曾憤怒地對我說：“現在有的人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哄國家的錢，我敢說，照這樣發展下去，不管國家給了多少錢，10年後還是會造林不見林！”
另一位工作人員則說：“但願我們不要變成說謊的民族！”
“說謊的民族”，多麼沉重、多麼痛苦的抨擊和反省啊！
他們的看法也許過分悲觀並失之偏頗，但卻值得國人重視和警醒。
國家為了保證生態建設的成效，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檢查。部分缺乏生態意識的地方，為了對付檢查，除想方設法進行“勾兌”外，便是采取“同是一盤菜，各敬各的神”的辦法，搞一兩塊或幾塊“示範地”，長防工程是它，天保工程是它，退耕還林也是它，既對付上級和檢查組也對付報紙、電視台等各種新聞媒體，如果檢查工作不認真、不深入，便往往上當。
20世紀90年代，在德國政府的援助下，我國啟動了“中德合作四川省嘉陵江上遊防護林工程項目”。但是在項目執行過程中，有的地方仍然在偷懶、作假，挖空心思地想出許多辦法對付遠道而來的德國專家。
其他的中外合作項目也有類似情況。
這樣地自欺欺人，還自以為得計，難道不是民族的悲哀？
岷江上遊某縣上報的材料中，1998年以前，森林覆蓋率僅僅不到10%，但三四年間卻猛增到30～40%，而在境內卻看不到森林，甚至縣城周圍也是童山濯濯……這樣的縣還遠遠不止一個、兩個。
有的市、縣彙報材料中，退耕還林（草）工程取得了偉大成績，退耕的土地達數萬畝甚至10萬畝以上，但從當地糧食種子部門傳來的信息卻是，“用種量和過去一樣”，這又是玩弄的什麼魔法？
和造假相聯係的便是特殊的“政績腐敗”。少數人為了創造“政績”，獲得上級的賞識和提拔，便不惜大搞虛報浮誇和形式主義，許多“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也由此產生。（作者曾在《貧困的呐喊》一書中涉及這方麵的問題）
一些領導曾到某地種樹，當地反映，來時前有警車開道，後有大批隨從，地方還要為之準備樹苗、接待乃至安排媒體錄像、采訪，實在“不堪其擾”，因此呼籲道，“這樣的場麵請盡量減少一些”。
一些基層林業部門反映：“我們也不願意造假，但是上麵一些不切實際的政策和要求，有時讓我們無法操作，便隻得報假數字。”甚至還有人這樣說：“上麵喜歡什麼數字，我們就報什麼數字！”
在進行“綠色通道”建設中，並未處在旅遊“黃金線路”上的某縣一位姓周的老農反映：“最心痛的是政府讓我把兩畝水田退了種成毛白楊。我指望的就是這兩畝田每年打1500來斤糧吃飯啊，這一下全退了，隻給我三四百斤糧，咋夠？這咋整？以後全指望上麵供應，咋過日子？真是鼻子了壓住口——沒法啊！”
強迫退了水田種毛白楊的並不隻這一家，原因是縣委書記下令沿公路兩邊全部要退出30米開外種樹，而當地絕大部分是丘陵和低山區，平壩很少，這樣一來，部分水田和菜地都在退耕之列。農民不願退，黨委和政府便施壓，最後一些鄉竟出現了這樣的場景：農民拒絕在退耕地上種樹，縣林業局長出麵動員也碰了壁，隻得讓鄉、村幹部們來挖樹窩，幹部們在前麵挖，農民們便在後麵指手畫腳地大罵“狗腿子”……
這種做法顯然違反了國務院關於退耕還林還草工作以及綠色通道建設的有關規定。
西海固的農民們已經在呼籲，退耕還林不能搞“政績工程”，少數酷愛“政績”的官員，聽到老百姓們的呼聲了嗎？
中國的啟示
最後，在結束這部作品時我還想說幾句話：不管我們存在多少問題，將麵對多少困難和挑戰，但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畢竟已經實現了偉大的轉變——上自國家領導、下至最基層的普通老百姓，絕大多數人已經從極“左”的、錯誤的生態倫理觀中走了出來，認識到了生態環境的脆弱，並且抱著內疚和懺悔的心情糾正了過去的許多錯誤，“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已經成為人們新的生活方式，“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國人的共同目標。
中國的努力，已經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在他的《生態經濟：有利於地球的經濟構想》一書中，第一章便談到了“中國的啟示”，並且認為：“中國為遏製氣候變化而積極采取行動，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列，在過去的這幾年間，實際上已經減少了碳的排放量。在其經濟以7%的增長率而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將碳的排放量降了下來，這給全世界提供了一個範例，實在值得人們學習。”
另一位西方著名後現代思想家、美國加州克萊爾蒙特研究生院教授小約翰·B·科布在他的《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一文中也說：“中國也許能找到一條走出由於經濟學和生態學理論與實踐碰撞而產生的兩難困境之路，也許中國甚至會引領整個世界的道路。”
如果真能如此，則中國幸甚！中國人幸甚！長江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