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
11月初，淮海戰役揭開序幕。蔣介石命令黃維第十二兵團迅速開赴徐海淮蚌地區作戰。第十二兵團11月8日由駐馬店出發向安徽前進，18日到達蒙城的渦河、北淝河一帶，即遭到中原野戰軍的進攻。25日，被中原野戰軍七個縱隊包圍在宿縣西南雙堆集地區。
第十二兵團被包圍後，蔣介石發現胡璉不在前線，立即電召胡到南京麵談，問胡有什麼辦法能導致該兵團轉為有利態勢。胡認為這次戰役是國共兩黨的大決戰，即向蔣表示願意飛赴雙堆集；協助黃維鼓舞士氣，調整態勢。蔣極為嘉許，並指示第十二兵團：“要固守下去，苦鬥必生。”然後，蔣命令空軍用小飛機把胡璉於12月1日送到雙堆集前方。胡向黃維和軍師長傳達了蔣的指示後，馬上到各軍師陣地視察，並將兵力作了局部調整。
幾天之後，中原野戰軍的攻勢更加猛烈。第十二兵團糧彈匱乏，南京空降飛機有減無增，局勢越來越嚴重。黃維決定派胡璉去南京，一則向蔣介石報告險情，催運補給，敦促救兵請示對策；二則要胡住在南京，以免和大家同歸於盡。如果第十二兵團被殲，望胡能為大家處理善後。7日，胡璉飛南京向蔣介石報告雙堆集情況。8日晚，蔣介石邀宋希濂、胡璉，蔣經國共進晚餐，並放映電影《文天祥》。蔣對宋、胡說：“這個片子很好。”暗示宋、胡為其政權“效忠”。9日，胡璉再次飛雙堆集，向黃維等傳達了蔣介石準許在危急時可以突圍的指示。
12日，中原、華東野戰軍對第十二兵團發起總攻。15日，黃維突圍的命令下達後，所部爭先恐後亂成一團，結果除少數漏網者外，悉數被殲。胡璉因害怕當俘虜，在突圍前向醫務人員要了大量安眠藥，準備在不能脫身時，服藥自殺。胡後來乘戰車衝出了重圍，遇到第十八軍未被包圍的騎兵。不久，他跑到了南京。
最後一戰
1949年2月，胡璉被南京國防部任命為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負責收集從長江以北潰敗逃至江南的官兵，並補充新兵。第二編練司令部設在江西南城，得到當時的省主席方天的許多幫助。不久，成立重建和督練第十八軍及第十軍。由高魁元、劉廉一分別任軍長。是年4月，解放軍渡江戰役開始後，代總統李宗仁要胡璉率部進駐大庾嶺，胡對李的命令陽奉陰違，按兵不動，暗中卻接受蔣介石的遙控指揮。5月中旬，南城解放。第二編練司令部改編為第十二兵團，胡璉任司令。
9月初，胡兵團撤往廣東潮汕地區，旋從海上去往金門。10月25日，胡璉第十二兵團與李良榮第二十二兵團，在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村，阻撓人民解放軍登陸金門。至使我軍一萬人馬全軍覆沒，這年冬，胡璉被委任為福建省主席兼第十二兵團司令。1950年初，第十二兵團改為金門防衛軍，胡璉為金門防衛軍司令兼福建省主席及福建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
1951年，胡璉在金門成立“福建省遊擊隊”，後改名為“福建省反共救國軍”，他任總指揮。胡曾派遣小股特務潛入福建省，妄想進入戴雲山區進行反共遊擊活動。
晚年歲月
1952年10月，胡璉加授陸軍上將銜。同時，被選為台灣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
此後，他連任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1954年6月，胡璉奉凋回台北任第一野戰軍團司令。1957年又奉調去金門，再次出任金門防衛司令，1957年7月升任二級陸軍上將。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炮轟金門，次日，胡令所部向大磴島進行炮擊。金門炮戰持續了四十六天，9月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兼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
1958年冬，金門防衛司令由劉安棋接任。胡璉擢升為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61年12月入國防研究院受訓。1964年，胡璉出任“駐南越大使館大使”，在職八年。1972年胡璉被免職回台北，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並晉升為一級陸軍上將。他晚年愛好文學和曆史，研讀典籍，喜讀古書，1974年附讀台灣大學曆史研究所，研究宋史和現代史。著《古寧頭作戰經過》、《泛述古寧頭之戰》、《金門憶舊》和《越南見聞》等書。1977年6月22日，胡璉因患心髒病在台北逝世。
人物評價
遍覽台灣近年之軍史著述，不光竭力貶低劉伯承、陳毅、粟裕等大陸將領，而且將張靈甫、李仙洲、邱清泉、黃百韜，黃維等國民黨敗軍之將也說得愚蠢之至糞土一般，唯胡璉超智超勇鶴立雞群乃千古難覓之良將，似乎蔣公介石如早早委此君以大任，則定能扭轉乾坤、挽狂瀾於既倒。
平心而論，胡璉在戰場上的表現確比其同僚們略高一籌，他有張靈甫的“悍”，但無張靈甫的“驕”；其“忠”不比黃百韜少，其“謀”絕比黃百韜多。台灣史籍廣泛傳引所謂毛主席給前線部隊的一封親筆函稱：“十八軍胡璉，狡如狐，勇如虎。宜趨避之，保存實力，待機取勝。”以說明解放軍對胡璉的畏懼之甚。把胡璉喻為“虎性”與“狐性”的結合體還是恰如其分的。許多三野老人認為，胡璉的整十一師（十八軍），綜合戰力僅略遜於整七十四師，從其幾次避免了被殲的命運，而且是“五大主力”中最後一支被殲滅的王牌部隊來看，說胡漣“能戰”，不算是溢美之詞。
胡璉不拘小節、精通嫖賭，對於“阿堵物”（錢的別稱）更是情有獨鍾，他曾對趙秀昆說過：“我們一旦當了師長，首先搞它二百兩，打個基礎。”但胡璉手麵很寬、出手闊綽，對於那些敢於拚死沙場、能征善戰者一律不吝封賞、破格提拔，而那些臨陣怯懦即便是同鄉、同學也好不留情麵。李萬斌與胡璉情屬同鄉，又是黃埔四期的同學，可李作戰膽小，被胡璉最終趕出十八軍了事。1947年7月，胡璉所屬十八旅某工兵營長放棄了一個據點，胡璉得報立即予以槍決，決不姑息。同屬土木係骨幹的原整編第66師師長宋瑞珂被俘的消息傳來，胡璉脫口而出：“宋瑞珂應該自殺！”
胡璉極端仇視解放軍，曾有“共產黨如果成功，我們斷無活路”的慨歎。但同時他又對我軍的某些做法進行深入研究，對解放軍的軍事手段反複揣摩，楊伯濤回憶說胡璉曾經拿到過一本第二野戰軍團級指揮員的作戰日記如獲至寶、深加研習。對於二野的各色部隊的風格胡璉均有不俗的評價，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胡璉的晚年。七十年代在台灣出版的胡璉的回憶錄《出使越南記》中對於我軍軍事鬥爭模式有著老練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