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陌生的異鄉人
大概所有對卡夫卡感興趣的研讀者，都不可能繞開一個對於卡夫卡來說極為重要的現象：社會人生中的異化現象。盡管卡夫卡在他的創作中並沒有提出過這個後來被西方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津津樂道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深入研究過普遍存在於西方社會生活中的異化現象，並以自己的創作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這種現象。其實，“異化”是一個哲學概念，文學創作者大抵不會“先入為主”地以理論來作為自己創作的“指路人”，倘若真的以理論作為先導到後開始創作，那對創作實在是一種“傷害”或“輕蔑”，當然，我也並不否認文藝理論對於文藝創作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歐洲，當異化這個概念被提出來之前，已經有大量的文學作品表現了異化主題，同時，也很快引起了文學家們對於這個概念以及更細膩更深邃地表現異化現實的強大興趣，在德國尤其如此。在西方國家紛紛進入工業文明，資本高度發達，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追逐的主要目標的時候，人格的分裂，人性的墮落，道德的低下等客觀現實就日益突出。也許，任何一個曆史階段，在物質告訴發展的時期，都會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心產生重大的衝擊，即使在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同樣會使人產生一種“異化”心理，而實際情形就是，這種異化心理越來越在年輕人當作存在，我就在網上看到過某名人博客上記載的一個事實，一個女子對人，在這個世界，她唯一不想做的，就是不想做人！這句話幾乎概括了當代中國年輕人最經典最大的一種心理。於是，這女人就養了大量的寵物，成天和這些動物在一起，而和人的交道則越來越少了。盡管這種現象並不具有普遍意義，那女子也不是絕對地要和動物相處一輩子，更不是要“異化”成動物，以次和她心愛的寵物們成為“一體”，但我們不能對這樣的個別現象掉以輕心，至少年輕的一代已經有了異化意識最初的征兆：拒絕接受現實，拒絕進入世界！
盡管學術界早就對“異化”概念進行過深入的討論和歸納，但我始終覺得這個概念沒有定論。西方人最早認為，異化，就是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接受世界，或者世界不接受他或他們。這個概念采用的是選擇性的方式，是怎麼，或者怎麼，二擇一，取其一個就可以成為概念的核心。其實，“異化”概念最完整的，就按當初西方人的邏輯來看，應該是“一個人或一群人拒絕世界，世界也拒絕他或他們”，似乎這樣的關係才能將“異化”說得更透徹，更有社會意義。翻譯家、學者葉廷芳說：“關於‘異化’概念……總的來說，它是一種異己的、製約著人類生存的、陌生而神秘的超驗力量。”（見《卡夫卡集》 《卡夫卡的人格結構（代序）》（葉廷芳）第49頁，上海遠東出版社）我個人覺得這個說法雖然也不完全具有說服力，但還是比較中肯的。
我們已經多次提到，卡夫卡是一個失落了身份的漂泊者，他自己也說，他是誤入這個世界裏來的，他天性孤僻卻在外在表現方式上與眾人無二，他孤獨，恐懼……在卡夫卡的密友雅諾施，曾經這麼形象生動地描繪過卡夫卡：“弗蘭茨·卡夫卡張開雙臂，又像癱瘓的翅膀那樣無可奈何地垂下。”這是我們極為熟悉的卡夫卡形象，也像雅諾施所記載的那樣，是一直寒鴉——一隻卡夫卡鳥，走投無路，前景黯淡，孤獨寂寞，疾病纏身。而他對世界本性的認識，大抵就是由於他的這種獨特的存在方式使然的。或許，沒有誰比卡夫卡更能清楚地意識到，一切可能使他感到自己卑汙、怯懦、自私、無聊、寂寞、敏感、多疑、無助、淫褻、羞愧、不安的東西，以及讓自己獲得虛榮的創作和由此而來的褒貶，都會使他感到害怕和永久的畏懼，這種強大的畏懼心理和不被人接受，而自己也無法真正進入世界的現實，讓他開始尋找一種表現他內心感受和體驗的文學形式，當然，他比常人更深刻地看到了社會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異化心理，抓住這種心理，他開始了虛構。這種虛構的成功，得益於他對自己和社會的罪孽研究得非常透徹，對存在性不安的實質性內涵也把握得比較準確。一個善於研究最和惡的作家，勢必比那些隻能追逐陽光、粉飾生活和唱讚歌的文人更有出息，更具有哲學的滲透力。他從自己的身份和處境著手，認識到自己（包括作品中通過主人公代表的自己）沒有自己的世界，聲音，色彩，地位和背景，他僅僅是一個被掠奪或剝奪得幹幹淨淨的局外人，人們接觸他，猶如在觸抹空氣，而他的一切，實際都作為抽象的符號或意念而存在，其實那已經不能稱為存在的“存在”了。他失去了家園，祖國，民族，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失去了愛情和婚姻，也就永世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和姓氏以及種族的傳承，也就是說，所有作為高級靈長類動物存在的人的一切，如真善美假惡醜，他都沒有。他就是卡夫卡。即使我們不必將他說得如此玄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一切都是隻在證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證明就是他自己。而作為作家，作為不幸中最不幸的猶太民族之一，他感受到了別人很難感受到的東西：
“作家總要比社會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對人世間生活的艱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強烈。”（見《卡夫卡對我說》 雅努施）
或許，用瓦根巴赫在他的《卡夫卡傳》中說的那句話來形容卡夫卡，也許更準確，那就是：“他好像是唯一的裸體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中間。”而後來與他關係密切的密倫娜也有過諸如此類的說法：“他對生活的看法跟別人是全然不同的。首先他認為金錢、交易所、貨幣兌換局、打字機——這些都是絕對神秘的東西（它們確實如此，隻是我們這些旁人看不到這一點罷了），它們在他眼裏是些最令人驚異的謎……他沒有藏身之地，連他頭上的屋簷也都不存在。因此，在我們有保障的事情，在他那裏，卻沒有任何保障。他仿佛是一個一絲不掛的人，處於衣冠楚楚的人們之中。”
這似乎為我們找到卡夫卡熱衷於“異化”描寫的最根本動機。
既然他不能融入世界，他那自然就充當著“局外人”的角色。不管是孤獨異常，還是誤入了這個繁雜的世界，他都與世界無關，這樣的結果雖然並不讓他感到美妙，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看世界的角度與眾不同，看問題的方法與眾不同，他比任何自詡是世界公民和主宰的人更清醒，更睿智，也更哲學化。我們已經說過，卡夫卡身上的哲學家身份並不弱於他的作家身份。同時，他由於孤獨，便很少能受到心靈的幹擾，便於靜心研究社會。第三，由於對生存環境的恐懼和嚴重不安，使他在恐懼和不安中反複地分析造成他恐懼和不安的各種現狀等因素。第四，他天性多疑，又敏感，盡管對於常人來說，這兩種情形並不見得就是好事，但對於一個喜歡思索和觀照人生的作家來說，多疑，使他覺得自己和世界的問題確實很多，需要思考，梳理，而敏感，又使他的思考獲得更多的信息。第五，“作為一個在成人堆中流浪的孩子”，他能更深刻地看到成人世界的本質。這些都決定了作為“局外人”的卡夫卡所獨有的魅力，並促使他們寫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變形記》。
某日清晨，格裏高爾一覺醒來，竟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甲蟲，他無法讓自己跟平常一樣，輕鬆穿衣起床。但讓人感到驚異的是，主人公在片刻的詫異之後，覺得這樣是正常的，而且他覺得他以前的東西都沒有變，房間與原來沒什麼兩樣，衣料樣品仍在桌上擺著，牆上掛的仍是他從畫報上剪下來的畫，桌子上擺著前天放上去的衣料樣品……這些東西他都是熟悉的，而且現在雖然身子不能動彈了，但他完全能清楚地看見他們，甚至可以觸摸到他們，這使他覺得安心。在考慮到自己作為甲蟲下不了床這個現實，他在接下來要做的，要想的，就是如何盡快適應目前這種處境。唯一使他擔心的是他的上司會不會因為他沒有上班而大發雷霆，他是絕對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於是，他再次嚐試能不能像以前那樣起床，結果卻是讓他懊喪的：現在他已經不是往常那個格裏高爾了，而是一隻大甲蟲，除了還能動動腦子想想以往的事，睜著眼睛看看眼前的場景，他根本就動彈不了。最後，這個變成大甲蟲的格列高爾在鄰居，親人，甚至跟他關係最好的妹妹都相繼厭惡和拋棄了他，他也就在寂寞和孤獨中，無聲無息地死去。卡夫卡將一個正常的人寫成了一隻甲蟲，完全遵循的就是“異化”的基本現實，既尊重了現實，有最基本的邏輯，也尊重了小說創作的虛構原則。小說就是通過這種看起來荒誕，其實極為正常的現實，用一種“假設”或“偶然中的必然”手法和關係，揭示了卡夫卡心目中的生存境況。在格裏高爾發現自己成為一隻甲蟲時，以為這沒有什麼大不了，他的世界根本沒有改變，而且決定盡快適應這種生活，確實讓人深思。而後來他悲慘的遭遇和可悲的死亡結局，同樣使人深思。這裏麵除了有社會現實本身的原因之外，也有當事人本身的原因。一方麵，由於社會現實的複雜和艱險，人際關係的冷漠，日益繁重的工作，快節奏的生活，使現代人感到不堪重負，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當這些壓力和煩躁在某一個時刻無法得到真正的、徹底的釋放的時候，他們心靈的防禦就土崩瓦解了，這也是“非人性化”和“異化”的最根本來源；另一方麵，由於害怕寂寞，孤獨，被社會淘汰或貧窮，人們又拚命工作，不惜犧牲自己的青春和身體，但當壓力一撥接一撥地襲來時，他們又無法承受，拚命地躲避，恐懼，煩躁，鬱悶，甚至輕易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更多的人則慢慢地在各種環境學會了適應，隻要生存的環境和條件沒有變，他們就適應下去，生活下去，不管世界仍然是那麼的凶險和無情。這是所有現代人共同麵臨的話題和困境，卡夫卡的作品，正是借助這個困境而進行創作的。他極為深刻地指出了人們最終的命運：無論是正常化的人，還是這種看起來很怪異其實也是“存在”的異化現象，都是人們共有的命運，人們沒有溫情，隻有彼此的冷漠，沒有愛，隻有利益，沒有閑適，隻有日複一日的奔波忙碌，沒有家園，隻有空虛，沒有歸宿，隻有漂泊，沒有親人，隻有“甲蟲”，沒有尊嚴的生存，隻有低賤的死亡，一句話，他們最終都會在永恒的孤獨裏焦慮，無所適從，乃至絕望，最後被家庭，社會和人類拋棄。由此看來，格裏高爾的困境和悲慘結局，也正是現代社會真實寫真和人類基本的“命運形態”。卡夫卡抓住這個“偶然”的變異，寫出了一種必然的社會現實，也就是寫資本主義社會裏人的基本生存狀態，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社會意義。所以，當格裏高爾及其家人麵對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甲蟲的事實之後，其表現都並不是極端的驚詫和恐慌，甚至那一點微妙的驚訝似乎都是“裝”出來的，他們共同默許了這個事實的存在，承認了這個世界的某種合理性，似乎早就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雖然人們對這一人的表現感到不解，其實在當事人的意識裏，這種“變形”是符合邏輯的，正常的，因為生存就是這樣。既然“人”不能“人性”化地在世界上生存，那就隻有變成“甲蟲”；既然人與人之間已經完全變成金錢關係，，即使是親人，也是如此，那作為“人”掙紮在人的世界裏，又有什麼意義呢？從這一層關係來開，《變形記》確實將主題上升到了國家、階級和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高度上去了。當鄰居，家人，乃至作者影射的社會中的人，都不把變成“甲蟲”的格裏高爾當人看的時候，反過來，從格裏高爾繁榮角度，那些還披著人皮的人，其實也同樣淪為“非人”了，因為作為人的基本前提他們都喪失了，他們也是“異化”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