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變形”也可以看成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陌生感”的一種潛在因素，或者說是一個象征或隱喻，也可以說是卡夫卡自己內在心理和生活狀態在“變形”中的呈現。我們不妨對照一下卡夫卡和格裏高爾來談談這個問題。
卡夫卡雖然因為與家庭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渴望逃出家庭，逃離父親，甚至是母親，逃離布拉格，但綜觀卡夫卡短暫的一生，他幾乎都沒有真正離開過家庭，即使有短暫的時間離開過“帶爪子的小母親”布拉格，但總的來說，他的身心大多停留在布拉格和他父親的那個家中，而他覺得這樣活來，也沒有什麼不妥。他一方麵猛烈批判他那個家庭，另一方麵又經常到家中吃飯。而家裏的人，包括他最大的“對手”的父親，麵對他的懦弱和偶爾的“挑戰”，以及大部分時間在家中生活，都覺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仿佛卡夫卡家族和洛維家族的習性就是這樣的：必要的商業和金錢關係，勤勞，神經質，不安，但又有一點正義感。可以說，卡夫卡的行為有“賴”的成分，家人的行為既有親情的一麵，也有冷漠和金錢關係決定一切的一麵。這個格裏高爾的景況並無大多的差異。前麵我們已經談到，在格裏高爾發現自己變成大甲蟲之後，先是吃了一驚，卻很快地平靜下來，接受了目前這個現實，他覺得他的世界和以前一樣，沒有變化，而且，他都盡力盡快地適應這個事實，盡管後來還是忍不住獨自在屋子裏關著的鬱悶和痛苦，但他總覺得可以和親人們在一起，可以享受基本的生存元素，這和卡夫卡的情形多麼一致。而格裏高爾的家人雖然也因他變成了蟲子而感到不可思議，但他們也認定了這個現實，覺得這是正常的，符合生活邏輯的，至少在開始，他們並沒有厭惡和完全拋棄他。但他在日複一日的痛苦和苦悶中，漸漸也感覺到了自己作為一個“廢物”的可悲事實，也可能意識到自己之所以變成蟲子，完全是在於自己對於生活的無從把握，無法適應世界，懦弱，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先於“離開”了家庭和社會的。而最後他在悄無聲息中死去，與卡夫卡自己長期以來的感受、預測和最後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又是多麼的一致。顯然，我更願意在這裏將格裏高爾看成是卡夫卡——那個早已變成蟲子，將自己關閉自己的甲殼裏，孤獨地漂泊了一生，最後在絕望中離開了人世。
其次，我們又可以從格裏高爾最終被家庭拋棄看成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喪失了勞動和生存能力的人，最終成為家庭和社會的負擔來看待。變形，在這裏仍然隻是一個隱喻或象征。一個患了絕症的人，一個已經沒有能力家庭增添資本的男人，一個在社會上已經喪失了創造物質財富的人，一個已經完全變成連作為“人”存在於世的可能性都不大的人，是沒有資格繼續活下去的。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過程：家人開始是關心、憐憫和同情格裏高爾，然後是沒有耐心（卡夫卡認為的人的主罪之一），表現出極大的不耐煩，然後就是極端的反感，由反感慢慢發展為厭惡和憎恨，最後是完全拋棄，不管不顧其死活，連跟他最為親近的妹妹，最後也討厭他，不想見他，拋棄了他。這和卡夫卡一生在家庭中的情形差別不大，隻不過最後的結局不完全像作品寫得有些誇大，但那種心境基本上是一致的。從兒童時代到成人，卡夫卡感覺到的家庭的信息，大抵也和格裏高爾差不多，尤其是到了卡夫卡生命的最後時期，家人對他的態度，基本上讓他感到傷心，尤其是在婚姻問題上和文學上，特別是後者，卡夫卡幾乎都沒得到過來自家人多他作品的讚譽，他後來在跟好友聊天和寫給情人的信中經常提到這點，感覺很失望。另外，格裏高爾最要好的妹妹最後也拋棄了他，這使人無法不想到卡夫卡和他最小的那個妹妹的關係，也就是說，卡夫卡通過格裏高爾的遭遇，提前為自己也勾勒了這麼一個結局：或許，到了那麼一天，他那個和他最親密的最小的妹妹，也因為無法和自己的哥哥進行新的溝通，而厭惡他，最終拋棄他，甚至，她和他已經無法進行交流了，他已經是第二個格裏高爾，或者格裏高爾隻不過是第二個格裏高爾罷了。或許，卡夫卡就是這樣的人：總是而極力抹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總是而清晰得看到它們所謂的正常異化的過程，最後總是而逼真地再現了可能或不可能的最壞的結局，從而達到陌生人或局外人應該達到的深刻的洞察和辨析的高度。
由此可見，在文明人的社會裏，以“變形”這樣的方式進行對社會的認識，是不是就顯示出卡夫卡真的就是一個全身心消極的人呢？他通過格裏高爾這樣的文學形象，是向社會的宣戰，強調自己永不屈服的戰鬥精神，還是一種徹底的悲觀的人格？或許兩者兼而有之。在他的書信和日記中，他也經常強調他在鬥爭，始終在鬥爭，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我履行著我每天的義務，可以看到我精神有些不集中，但不是很嚴重。當然每個人都在鬥爭，可是我甚於他人。大多數人像在睡眠中鬥爭，他們如同在夢中揮動著手，想要趕走一種現象似的。我也挺身而出，深思熟慮地使用我的一切來鬥爭。為什麼我要從這些吵吵嚷嚷、然而在這方麵卻戰戰兢兢的寂靜的人群中挺身而出呢/為什麼我要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來呢？為什麼我的名字上了敵人的第一份名單呢？我不知道。另一種生活對我來說似乎沒有生活的價值。戰爭史上把這樣的人稱為具有士兵天性的人。但事情並非如此，我並不希望勝利，我在鬥爭中感到快樂，並非因為它是鬥爭，使我快樂的唯一理由是有事可幹。作為這樣的鬥爭，它帶給我的快樂顯然比我實際上所能享受到的要多，比我對能贈予的要多。也許將來我不是毀滅於這種鬥爭，而是毀滅於這種快樂。”顯然，卡夫卡強調的鬥爭是在對這個世界徹底絕望的前提，與世界做的來自能量等諸多元素的對比，之後是殘酷的鬥爭、抗議和犧牲，也許是毫無價值的犧牲。作為沒有家園和身份的漂泊者，他的這種呼叫、鬥爭、反抗和犧牲，與格裏高爾默默地死去又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呢？當然沒有本質的不同，在對比中顯示出了誰是真正的勝利者，誰是最終的徹底的失敗者，而卡夫卡隻不過在跳開人際關係網，有癡迷於人世的矛盾心理支配下，為自己找來的一件可供他消耗時間、能量，實現其本能要求的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的具體的“事情”而已。他最終還是意識到，他同格裏高爾一樣，都將無法獲得靈魂和肉體的救贖，他們共同擁有的就是自己那個豐富但危險的、永遠不安且不幸的、充滿了智慧和悲觀的內心世界。
但卡夫卡畢竟是一個擁有哲學頭腦的作家，這個德語文化人有著共同的特點。他曾受到偉大的歌德的影響，渴望自己獲得新生，並強調自己確實要在生活和文學實驗中控製自己，可以說，歌德關於人的很多事情，都觸到了卡夫卡心靈中最柔軟的那部分，這對卡夫卡自然是有好處的。同時，卡夫卡還接觸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這充分證明了他多方麵的才能。當然，他也喜歡尼采，弗洛伊德等偉大的哲學家。但對卡夫卡影響比較大，而且有著不再消極的影響的，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尤其是達爾文的無神論思想。他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認為人類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個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擺脫構成他的生存基礎的東西的。這種卡夫卡式的“猴子原罪”論調，曆來被看成是他的悲觀人格的主調，確實，卡夫卡也把它看成了是自己最終的歸宿。這使我們又想到了他作品中出現的耗子、猴子、豺狗等動物，以及那隻在某個清晨突然由人變來的大甲蟲。這種獨特的消極、悲觀和不幸的人格，或許能看成是卡夫卡異化描寫的主要動因。
“異化”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在某種巨大力量的掌控下，使對象感到恐懼，以至於使他們越來越對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感到陌生，這種陌生化現象也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反複出現。這符合卡夫卡的邏輯和性格，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城堡》也正是他一本重要的帶有自傳體風格的小說，主人公簡稱K.，而他一生孤獨、寂寞的寫真，恰好與卡夫卡的際遇沒有多少分別，那種陌生化的描寫，給人以極深的印象，比如，主人公K.的話：“對我們來說，我們房間外麵的一切都是冷酷無情的，——我們得在那個陌生奇怪的大房間裏，和陌生奇怪的人來往。”這種極端的“陌生化”現實，依然存在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衍生的“異化”現象之中，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正常、合理、健康、快樂、平等等關係和原則，通過利益至上的無情的競爭，將人變成了機器，人，尤其是下層的被迫出賣勞動力的人，完全成了供人驅使的動物。因此，長期存在於卡夫卡內心中的恐懼和陌生，在作品裏得到了最好的發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