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創作線索
人生一世，作為個體，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謎”，最終都得帶著這個“謎團”躺在一隻小匣子——棺材或骨灰盒——中離開塵世，卡夫卡也不例外，盡管中外對他感興趣和開始著手或已經著手研究他的人，似乎掌握著對他的最大的話語權，個別人可能還以為是研究他的權威，但沒有誰能真正解開那些謎團。而我們所謂的深刻或權威性解讀，也僅僅是“單相思”，人們之所以要打著研究的旗號對某個人的生平和業績，包括我最感興趣的性格因素進行這樣那樣的揣測、“窺視”、研究，終究也隻是在某一方麵有進展，或在某一領域得到了開拓性的“發現”。任何研究最終也隻是在片麵上獲得成功，全麵的成功永遠不會有。“片麵”而深刻，在我看來，已經是學術研究的至高境界了。正因為卡夫卡在看待世界感知人生時，就是將他的那些“片麵”認知攀緣到了他卡夫卡式的高度，並有個深刻的超前意識，所以他成了獨一無二的卡夫卡，也就被列入了可研究的行列。而一切對他文學之外的研究，最終是必須回到文學這個根子上來的，卡夫卡畢竟是一個文學家，盡管我們已經多次提到，去世前的卡夫卡並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桂冠（盡管桂冠不是人為賦予的，可我們這個目光短淺和功利至上的人間，絕大部分人士都看重這個虛名，尤其是官方賜予的虛名），文學史中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不知道袞袞諸公們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麵臨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不臉紅？既然我們最感興趣的還是文學家的卡夫卡，那我們最終還是留一點篇幅，來說說他的文學創作。我不指望在對卡夫卡創作線索的梳理會達到什麼深度，也不奢望在網絡文學似乎已經“戰勝”傳統的紙質刊物所承載的文學的時候，有多少人能跳出娛樂、花哨和淺顯的網絡風格來“朝拜”卡夫卡們、沈從文們（每個時代的“當下”性往往都會及時承認和吹捧娛樂與網絡文學那樣的東西，但內在的成功者，大抵就不是那些表麵的獲益者和“成就者”），但，這種梳理即使不可能有重大的價值，但作為一種線索，同樣是研討行為的極為有益方式之一。
卡夫卡幼年時代就讀的學校是布拉格舊城區的一所德語文科中學。這是一所口碑極好，管理極為嚴格，教學質量上佳，教師素質很高的中學。更為重要的是，這所以德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和交際語言的學校裏，卡夫卡在有意無意間闖進了浩瀚的德語文學世界，也就是在這片豐富的精神世界裏，卡夫卡朦朧地察覺到了他的文學天賦。這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天賦，就意味著他擁有對文學極為敏銳的感覺，又有異於常人的思維方式，同時，一旦他被這個天賦帶到文學王國，他失去的幸福和得到的苦難，就遠遠比常人多，而且常人還多半無法認識到他所拋棄的幸福和獲得的苦難的價值所在。在這所中學念書的時間裏，卡夫卡接觸到了大量的童話故事，包括中國的民間故事（這使得卡夫卡對中國文學有了一定的了解），還有影響了全世界的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話。我雖然不敢說卡夫卡之所以經常提到自己是一個孩子，一個在成人的世界裏流浪的孩子（密倫娜也曾說過他是一個一絲不掛的，卻處在衣冠楚楚的成人中間的孩子），是因為他不管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影響，都使他成為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從而保持了那份異於成人的童貞，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早期在這所德語學校的所接觸的童話有直接的關係，但至少這些童話故事，多多少少地影響了他。不過，但凡在童年時期對某一個人產生過強烈刺激或重大影響的人事環境等因素，其程度遠遠大於成人後所受到的刺激或影響。
隨著年月的流失，卡夫卡的閱讀也往縱深發展。他在那段洋溢著青春光彩的時光裏，通過許多鮮活、有韌性的文章，“認識”了很多奧地利的作家，比如格裏爾帕策等，也大量閱讀了包括歌德、席勒、萊辛、蒂克等德國浪漫派偉大作家的作品，並深深地喜歡上了他們。與此同時，他對尼采等大哲學家也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的哲學著作成了他的精神食糧，深刻得影響了他的思想。於是，卡夫卡陰暗的塵世世界和陰鬱的內心世界的門窗，通過這些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那刺透雲霾的強勁的陽光而打開了。而古代高地著名的德語英雄史詩中唯一殘存的《希爾德布蘭特之歌》與中古時期德語文學中的最為著名的《尼伯龍根之歌》，則從曆史的深度開啟了卡夫卡文學創作的慧根，獲得了很多創作上的技巧。但在這些文學家中，對卡夫卡影響最大的，當推歌德和格裏爾帕策。如果歌德對文學那永恒不息的誌趣和獨到見解，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極大關切和對人性的敏銳洞察，使卡夫卡受到了極大的震撼的話，那麼格裏爾帕策則在性情和氣質以及人格等諸方麵與卡夫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這麼說，兩人身上都有著相互之間氣質人格的共同屬性，卡夫卡正是因為這種“臭味相投”，才那麼癡迷地閱讀著格裏爾帕策的著作。但相對來說，格裏爾帕策的抑鬱症和悲觀情緒較之卡夫卡，則更為嚴重，尤其是悲觀情緒。所以，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卡夫卡的身心裏，有著太多的格裏爾帕策的屬性，而在後者的性情裏，則完全覆蓋了卡夫卡的屬性，從而使卡夫卡的生命裏，籠罩著格裏爾帕策的“陰影”。由此可見，格裏爾帕策對卡夫卡的影響是深刻而又極為嚴重的。因此，卡夫卡分裂的自我和遺失了身份的特性，使他在麵對世界時，往往一方麵逃避，但緊接著又急於歸順生活，往往外表平靜，與常人無二，內心卻翻江倒海，憂鬱苦悶。他患有嚴重的婚姻綜合症，比如我已經論述過的性愛恐懼，而且視愛情和依附於愛情的性活動都是極為肮髒的東西，但他卻又與很多女人糾纏不清等等，帶著強烈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厭世主義卻又無法真正地憎惡世界的雙重人格特性，也可以說，卡夫卡身上缺乏明顯的浪漫主義特色，這和他的創作以小說為主不無關係，但這種創作文體的選擇，往往又是與性格緊密相連的。而格裏爾帕策卻是一個劇作家和詩人，骨子裏有一種在舞台上呈現的悲劇性人事的悲劇美和心靈世界裏所呈現的詩人天生的浪漫主義色彩，不僅敢於幻想，而且敢於叛逆，憂鬱而又浪漫，這是他和卡夫卡最大的差別。正因為這個差別，卻使卡夫卡找到他最初的心靈和精神上的知音，並且受到了深遠的影響，也正是這個差異，使卡夫卡不僅能省察自身，而且由這個自我的省察延伸到認知格裏爾帕策，且認識得最為透徹的，就是他們倆最為接近的性格氣質。卡夫卡無論是從藝術技巧上，還是思維方式上，都從格裏爾帕策那裏吸收了大量的營養，而後者（自然也包括其他性情、人格、氣質與卡夫卡相近的人）不僅是他持久的心靈力量的來源，而且是他生命世界裏的一麵鏡子。
除了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卡夫卡還大量接觸自然科學的著作，而他最感興趣的科學家是達爾文和他的進化論思想。
“按照一位作者的說法，在當時，無神論的達爾文主義甚至一時掩蓋了斯賓諾莎泛神論對卡夫卡的影響，並將他推向更極端的無神論，讓他接觸到一點德國自然主義，並發現了令他一時為之崇拜的尼采，後來還引起他對托爾斯泰和克拉普林無政府主義較為溫和的興趣。”（見林和生：《地獄裏的溫柔 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7頁）
這充分說明，未成年時期的卡夫卡的閱讀興趣已經涉及到了文學之外的諸多領域，這對拓展他的閱讀範圍和擴充各種知識營養，為以後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顯然，在對以希伯來文、運用德語講解聖經經典猶太經典的宗教課毫無興趣的前提下，閱讀文學作品、哲學著作、自然科學著作，以及後來關注的社會主義思想，就成為卡夫卡未成熟的心智所急於獲取的人類文化知識的大餐。
如果說八年的中學時光是卡夫卡最早的文學積累的話，那六年的大學時光則是他開始開墾他的文學土壤的時期。順便說一下，他就讀的大學是布拉格費迪南—卡爾德文大學。在大學期間，他參與的最為重要的活動就是“布倫塔諾沙龍”的活動。布倫塔諾是奧地利哲學家，他於1874年出版了《從經驗立場看心理學》，引起哲學界的注意。在本書中，他提出了“心理對客體的指向性”。而綜觀布倫塔諾的學說，其主要內容就是對人真實存在本性的深刻思考。盡管卡夫卡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也盡管他的文學創作帶著濃厚的研究社會現實的色彩，他也並不擅長抽象思維，但卡夫卡內心世界和人生感應卻與布倫塔諾有著極為緊密的聯係。卡夫卡後來大量的創作所表現出的表現主義風格，以及被稱為歐洲現代派小說的開創者，都離不開布倫塔諾的深遠影響。而布倫塔諾的對人真實存在性的思考，要求人們真實地站地生活世界的大地上，為卡夫卡，為一切終生為生存憂患著的猶太人，指出了方向，是他們存在的指導思想。
在“布倫塔諾沙龍”活動期間，卡夫卡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一場鬥爭的描寫》。這個小說顯然是在受到布倫塔諾思想的深刻影響後，用文學的方式對抽象的哲學思想的闡釋。這個小說雖然很不成熟，但已經能見到後來成熟時期的卡夫卡式小說的端倪，其表現主義風格極為明顯。小說大量描寫了“我”和相識在路途上宛如夢遊的經曆。初讀它，讓人一頭霧水，甚至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卡夫卡就是通過這種如夢似幻，彼此相連但又似乎不相關聯的描寫，似乎在表明，任何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中心和決策者，都有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態，觀察世界的不同的方法，有自己不同於別人的看法，進一步說，每個人都擁有一個自己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獨自地存在者，別人隻能在外麵張望，卻無法進入。當不同的個人都“居住”或“遊曆”在他的世界裏，存在於他的“存在”裏，生活在他的“生活”裏，思想在他的“思想”裏，死亡在他的“死亡”裏時，他與別人都無法共存，不能溝通，更不了解和理解，也就是說，他和人類之間，不存在著溝通和認可的可行性，也不具備基本的可能性，隻有通過“描寫”，似乎一切才存在著極小的可能性。這種將不可理解之人事進行不可理解的理解，將不可描寫的人事進行描寫，描寫“正麵”卻竄到反麵去洞察的方式，正是卡夫卡一貫的作為，他早期的這個作品，已經進行了初步的實驗。或許，在卡夫卡的生命理念裏，生存的思考就是這種“不可描寫卻勉力描寫”“不可解讀卻拚命解讀”的翻版，為了生存，他觀察和體察著生存境況，要真誠而透明地接受或者放棄，達到生存的至高境界。但他的這種來源於布倫塔諾學說的文學模式，其實就跟小說中那個懇談者所說的那樣：“我很高興，你說說的話我都沒有聽懂。”可能卡夫卡也不完全明白自己的這些“生存鬥爭的描寫”，他是個悖論症患者，但他很絕望，因為他永遠占據著屬於他卡夫卡的那個極端個體化的世界，可他的肉體卻沾滿了塵土、動物的羽毛和糞便，以及一絲絲絕症的氣息。
毫無疑問，參加“布倫塔諾”沙龍時期以及相臨近時期的創作和思想動態，都深深地打上了布倫塔諾思想和學說的烙印，而且影響之久遠，估計連當初的卡夫卡都是始料不及的。作為一個已經開始意識到必須正視和研究生存狀態的人，不能丟棄真誠，更不能拋棄真理一樣，要學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像鼴鼠一樣去檢查”自己，要不停地“裝飾”自己，清理自己，並希望這些裝飾品能成為他或者他們的本質特征。於是，擺在他麵前的是過於強大的物質世界，個體的心理滿足往往被世俗社會不容，而生活的危機和苦難時時得提防，因此，不僅要以理論的死亡代替肉體的死亡，而且還要對將死未死的世界和殘缺的生活進行修補和“裝飾”。他感覺到自己已經步步進入“深刻”的思想“世界”，卻又在深刻的思想裏放棄了“自我”，這種放棄保護了他，成全了他，同時，也是他的一種自我體驗，隻是這種生存體驗由於過於的“自明”和透徹，而成為新的危機和危險。這就使他早期的作品呈現出存在的嚴重扭曲的不安全感，並不完全真誠的自我感受，自我檢討的淺嚐輒止，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著對“不可理解之人事”的理解和猶豫躊躇的特點，極力親近生存的環境，卻又被環境所困惑或拋棄，產生了強烈的陌生感，甚至主動疏遠環境，進入他和他塑造的人物極為主觀的“世界”，即使在現實人生環境中，他們走投無路，又無所謂，他們理解和寬容別人卻被自己看成是丟棄了自己，他們無所事事，卻又整日忙碌、奔波，為生存的不安而憂慮，卻毫無辦法，他們沒有目的地行動，如無頭的蒼蠅，他們極容易被細小的事情所束縛，被物質世界所誘惑被迷惑。卡夫卡自己已經陷入了他生存的這種“場景”之中，他塑造的人物，基本上就是他的文字形式的“翻版”了。
但卡夫卡絕不是那種城府極深、心靈齷齪的文人，他對生存世界所做的思考、批判、包容、理解和再批判，其實都是一個性情和心理都極為透明和澄澈的，始終無法真誠成人的男人的真實寫照。一個崇尚寫作的人，父母和上帝共同賜予他的“禮物”，除了才情，大抵就是單純、簡單、真實、真誠，甚至是天真和“幼稚”，他們往往被人看成是生活的“傻子”，“書呆子”，被生活和勢利場的聰明人所不屑。這並奇怪，有智慧的人，往往不是徹底的好人，就是徹底的壞蛋，中間的人，往往是一些擁有小聰明的人，以及平凡普通的人。大智慧往往看起來愚拙。因為大智者需要思索，要用心看人解事，要了解理解別人和世界，要懂得內心世界的美和奧妙，因而他們的心性在人間就是一種無法改變的單純和真誠，善良和仁慈，內隱和樸拙，在創作上則表現為透徹，澄澈和自明，有的人在內省和慎獨方麵做得相當不錯，使他們的智慧得到了最高的褒揚。卡夫卡雖然在慎獨方麵表現得並不怎麼樣，但自然還是接近“大智若愚”的人，從他的愛情和婚姻經曆，從他與朋友們的交談，乃至他那封長長的《致父親》，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真實、真誠和透明的人。是啊，一個永遠是孩子的人，即使活過百年，他仍然是個純真的孩子，心地單純，善良，天真，敏感，好動，幼稚，脆弱，甚至頑固不化。他雖然經常性地進行深入的思索，不知勞頓地回憶經曆過的事和無數很有意思的人，力圖從這些人事上麵找到富有思想性的東西，但他的心性仍然是孩子般的。因此，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其故事都非常真實，而且並不複雜。他的朋友都承認，卡夫卡隻喜歡簡單和真實的東西，反感過於複雜，人為地杜撰的東西，盡管這其間包含的關於“虛構”的問題需要他反複斟酌，但這也分明地表現出卡夫卡文學創作的基本態度和對自己心目的文學境界的不懈追求。但是，正是這種對簡單而真誠的人事的喜歡和認可，也在某種程度上限製了卡夫卡對文學創作多元化形態的認識，他似乎就認定了“一元看盡多元”，“簡單勝於複雜”，“真實優於虛構”的“原則”。雖然他創作有長篇小說，但由於認識上的偏移，那幾個作品並不像很多人說的那樣，已經非常成熟和大氣。風格各一，不同，是允許的，也是文學創作的規律所限定了的，但過分追求簡單和簡潔，有時也破壞了作品的氣勢，至少在容量和廣度方麵便顯得不足。沒有人否定博爾赫斯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的創作是成功的，同樣，也沒有人肯定地認為卡夫卡長篇小說的創作是失敗的，但既然作為長篇小說這種問題，任何技巧上的因素也是應該考慮的，符合虛構原則的“非絕對真實”也是允許的，甚至是必需的，也是創作的必然的，誰能說巴爾紮克和托爾斯泰式的虛構是不行的？大仲馬的長篇曆史小說聞名於世，他一句簡潔而生動的話就闡明了他一貫的“主張”：“曆史隻是一顆釘子，用來掛我的衣服！”，而顯克微支的長篇曆史小說更是將技巧發揮到了極致，他們所記載的曆史都是極為複雜的，是真實的，但也是進行了合理而高超的虛構的。或許卡夫卡喜歡的“簡單和真實”的東西還可以做更多的解釋，他追求的創作手法自有其獨到之處，但我們不能因為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讚成某種文學創作理念，反對哪種觀點而隻圍著他的這些說法轉圈子，至少我本人就不一味讚成和反對什麼寫作觀念的，我們很多寫作和搞評論的人，往往容易讚成什麼或反對什麼，這也許對某一領域的創作有用，但並不見得就是好事，當然也不一定就成為至理。一個有思想的人，不是去判斷或下結論，而是去悟，去思索；不是人雲亦雲，而是用自己的頭腦指揮自己的嘴巴發出自己的聲音；不是在概念中兜圈子，而是要深入淺出，或學會真正的論證等等。當然，卡夫卡表現人生、理解自我和別人，將他們作為自己的思索參照，並寄希望於真誠和簡單的東西，當然是屬於卡夫卡個人的風格，從這一點來看，卡夫卡找到了思考和創作的最佳方式。
也正是由於這些思索和創作上的個體追求，使卡夫卡對世界和文學的認識一開始就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特點，以致到了今天，他的思想傾向、題材的選擇、主題和思路的異常明晰、簡潔與準確，依舊有著超前而不被人完全理解和接受的特點。很多年輕的當代讀者，一直不喜歡全方位地進入卡夫卡的文學世界，我就在網上看到很多年輕讀者公開聲稱不讀卡夫卡的作品，一是難懂，二是故事不吸引人，沒有過多的戲劇衝突，還不如網絡上的玄幻和穿越小說來勁，三是過於陰暗，四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說卡夫卡所處的年代過於久遠，有“代溝”。當很多年輕讀者將某80後青年的作品、刊物和收入看成是他擊敗了巴金、而他則看起來很謙虛地以為是時代擊敗了巴金的現象時，我們大概隻能說，這個現象不在我們的興趣和研究範圍之內，它充其量隻是一個很不高級，也不高明的笑話而已。我們還是來說卡夫卡吧，他的作品一開始就顯示出了極為明顯的當代性特征，而實質上，這種當代性不僅在他所處的時代是超前的，即使到了現在，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當代人中有為數不少的“以無知為時尚、以膚淺為潮流”的人那樣，因為不喜歡或看不懂、因為收入和點擊率就以為某某80後或90後文人PK掉了某文學大師那樣荒唐和滑稽。而卡夫卡所痛心疾首的生存問題，尤其是存在性不安，戰爭，疾病，孤獨，寂寞和精神流浪，同樣在今天的各個角落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可以說，“寂寞”已經成了當代人的一個標記，或者說是一個胎記。這個“寂寞”最深層次的東西就是情感的疏遠，對生存環境的陌生感，強烈的競爭機製帶來的焦慮，離婚率如“芝麻開花”，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所帶來的精神緊張，人們都幾乎成了機器，亞健康現象極為嚴重，失業率偏高，幹活多待遇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猜疑和提防，高校的官場化，知識分子越來越少，刑事犯罪，親情淡薄等因素，都使當代人深深地陷入了極為不安和恐懼之中，盡管心理幹預和文明建設也在同步進行，但誰都不可否認，卡夫卡式的心理扭曲、孤獨、寂寞、焦慮和不安，將一直陪伴著當代人走到生命的盡頭。我們閱讀卡夫卡，不可能隻閱讀到他的文字層麵，或單純的作品表現出的思想與藝術性，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卡夫卡的思想和文學追求，他的個性氣質和人格，深入到時代和社會中去。卡夫卡不僅是一個特定的曆史和文學現象，而且是一個深刻的心理、精神、靈魂和思想的本質因素，他是獨特的，同時又是具有共性的，他是人類神經質、自我分裂、時代憂鬱、民族危機和負罪者的“標本”。他簡潔而準確地寫出了那個時代和他對那個世界的感受，又將自己徹底而真誠地交給時間、交給世界，也交給了曆史，然後孤獨地走開。
到了1912年，卡夫卡幾乎瘋狂地愛上了後來成為他未婚妻但最終沒有能結婚的女子菲莉斯，品嚐到了愛情的甜蜜。也是在這年的9月，他開始創作他的第一個被他自己認可，也被讀者看好的短篇小說《判決》。在小說即將結束的時候，天麻麻亮，早起的侍女走過他父母家屋子的前廳時，卡夫卡正在“疑陣強烈的射精”的感覺聯想中，也就是說，他帶著無法比擬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快感，寫完了最後一句話。第二年，這個短篇發表在他永遠的朋友布洛德主持的《阿卡迪亞》上。由於他和年輕的菲莉斯打得火熱，因此在發表這個短篇的時候，他寫上了“獻給菲莉斯·B小姐”的字樣。
《判決》寫了三個人物：格奧爾格、父親與作為收信者的某朋友。格奧爾格的父親是個商人，而他後來也繼承了父親的衣缽，成了當地一名商人，在他母親去世之後，他攬過了所有經營大權，而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簡單地說，故事就是由一封信件而引起的，格奧爾格為了向父親證明“朋友”（即收信者）是否存在而與父親發生了極大的衝突，其實，格奧爾格隻是為了不使“朋友”感到為難和不安，決定不把自己即將結婚的事情告訴她——一個富家小姐。但父親極力否認有這樣一個“朋友”存在，而格奧爾格卻據理力爭，結果遭到父親一頓幾乎是不講道理的嗬斥。無情的現實和來自眾多的反對的聲音，使本來自信、乃至覺得自己的生活是美妙異常的格奧爾格遭受到了重大的打擊，他的心理堤壩很快就崩潰了，自己也越發不自信起來，他的一切夢想隨之被擊得粉碎。我們都知道，困擾卡夫卡大半生的問題之一就是“父子恩怨”，終其一生，他都始終無法解決與父親的衝突，於是，《判決》就成了他發泄自己情緒的試驗田，“父子衝突”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小說的主題。這種恩怨糾紛也正好來源於父子之間的某種強大的共同關係，而這種共同關係與生活中的卡夫卡與他的父親之間的微妙關係是一脈相承的，是他將生活中的卡夫卡家族的矛盾直接“移植”到了小說創作中。
在1913年10月寫給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寫道：“《判決》是無從解釋的。也許哪一天我會讓你看看有關的幾則日記。無論承認與否，這個故事充滿了抽象因素。那朋友幾乎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他也許是父親和兒子的共同屬性。這個故事也許是圍繞著父與子的一種巡回，而那朋友變幻不定的形象也許是父子關係的透視中的變幻。對此我也說不上把握。”（見《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鮑威爾》第395-396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格奧爾格以為憑借自己是父親的兒子，而且繼承了他的商人衣缽，完全可以與之和睦相處，共同解決一些生存中的問題，但父親卻沒有這樣做，他僅僅是那麼輕易地一陣嗬斥，就將兒子放在了自己的對立地位上，並輕鬆將其擊敗，甚至連兒子的未婚妻，都被父親輕易地“趕走”，他們共同屬性中正常的父子關係遭到了“瓦解”，成了彼此的對峙，那兒子的未婚妻自然是在被排除的對象之內。格奧爾格瞬間失去了一切，沒有自信心，也失去了自尊，連婚姻都丟掉了，他隻能茫然地麵對著強大的父親。尤其是當格奧爾格得知父親和朋友暗中在窺探他的行蹤的時候，在短短的時間內，他失去了對父親全部的信任和依賴，甚至所有親人朋友都不再得到他的信賴。這種僵硬如敵的關係直接造成了本來就不很堅強的格奧爾格灰心喪氣。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父親還具備了一種判決的“權力”，盡管這權力不是法律賦予他的，但因為他是父親，所以做父親的最後判決格奧爾格“投河淹死”，從而從根本上否決了格奧爾格最後的希望，連徒然茫然麵對現實的權利都不存在了。格奧爾格在極端的惶恐和失望中發現，父親麵目全非，極端陌生，父親所有的門窗都向他關閉了，他被父親過於強大的心靈和精神力量擊敗，他也就失去了獨立，失去了存在的空間。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組鏡頭：格奧爾格隨著父親的一聲判決，絕望而茫然地衝出了家門，幾乎瘋狂一般地朝河邊跑去，如饑餓萬分的人突然抓住食物一樣，抓到了橫在河上的橋上的欄杆，喊了一句：“親愛的父母親，我可是一直愛著你們的。”然後在過往車輛的喧囂聲中，他將自己交給了父親的“判決”——跳進了河中，像父親說的那樣，溺水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