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行動，自然是工人們、同誌們的革命熱情，和對於我、對於黨的愛戴。但今天完全沒有可能實現這種計劃，因為不隻是囚室有武裝警衛，即監獄亦處於重重武裝戒備中。我個人為革命為黨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但已經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誌們來冒險，而耗費革命力量。現在，你們應當保存我們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李大個打心裏讚同李大釗的分析，但是一想李大釗所麵臨的結局，就又止不住地哽噎著落下了熱淚。李大釗寬慰地笑著說：
“不要太動感情！過去，你我戲稱當家子，而今可真成了一家子。好啦，快給我說說外邊的形勢吧！”李大個難過地把上海發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廣州發生的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簡單地說了一遍。李大釗聽後異常悲痛，尤其聽說工人領袖鄧培慘死於廣州，自己的學生和戰友趙世炎、陳喬年等人處境危厄後，不由得落下淚水。有頃，他理智地控製住感情，沉重地說：
“這是血的教訓！一定會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的。請轉告北方區黨委，保住革命的火種，迎接更加殘酷而久長的革命！”“是！”李大個又無比沉痛地問，“您還需要俺做些什麼嗎？”李大釗沉吟頃許，說明自己不想再回答敵人的審訊，希望能給他文房四寶，並請看守給些方便，想寫一份既表明誌向，又保護黨組織、保護同誌的《自述書》。李大個完全照辦，翌日送來了筆墨紙硯，在兩位受到感化的看守的監護下，李大釗寫下了這份永垂青史的《獄中自述》：
具供狀人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八歲。在繈褓之中即失怙恃。既無弟兄，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幼時在鄉村私校，讀過四書經史。年十六，曾應科舉試、府試中。科舉停辦，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在永讀書二年，其時，祖父逾八旬，隻賴內人李趙氏在家服侍老人。不久，祖父謝世，釗感於國勢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思想，乃與二三同學，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學校。其時，有三種學校正在招考，一係北洋軍醫學校；一係長蘆銀行專修所；一係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軍醫非我所喜，銀行亦違我素誌，故皆決然棄之，而入法政。是校為袁世凱所創設，收錄全國人士，規模頗大。釗在該校肄業，習法政諸學，及英、日語言。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思潮，亦日益騰高。此六年間，均係自費。我家貧，隻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李趙氏，辛苦艱難、典當挪借，始能勉強卒業。卒業後，我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值洪憲之變而歸國，暫留上海。後應北京大學之聘，任圖書館主任，曆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曆史、思想史、社會學等科。經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所以不振之原故，完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挾其排山倒海之勢力，來叩六經閉鎖之東方民族（中國與日本）之門戶，而以其經濟勢力，洞貫吾堂奧。鴉片戰爭以後，英法聯軍方有事於中國之日，正歐美各國迫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中日兩國遂相率為歐美諸國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所束縛，而屈抑於其強力之下，稅權、法權均皆喪失其自主獨立之地位。厥後，日本憂國之誌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經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惟吾中國，則自英法聯軍而後，繼之以太平天國之變，中日戰役、庚子戰役、辛亥革命，直到於今，中國民族尚困製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在國際上恢複其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國計民生，必將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欲挽此危局，非喚起全國民眾及願與民眾結合之武力，共同立於國民黨旗幟之下不可。
於是決心投入中國國民黨，事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變避居上海，確期則不複憶矣）。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亙數小時間，當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釗等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粵一次，商議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於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政治委員，其時同被指任者有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於右任、陳友仁諸人。厥後，精衛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於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員，又略加補充，稱分會。北京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於右任、徐謙、顧孟餘等，釗亦其一人。去年，國民黨又在廣州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釗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至於北京執行部，係以前之組織，自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議決取消，早已不複存在矣（北京執行部向設翠花胡同）。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中之全黨最高中央機關，現設於武漢，內分：組織、宣傳、工農商、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員會委員長係汪精衛。從前隻有上海、北京二處設分會，今中央機關已遷往武漢，而廣州又設立分會矣。北京分會自於右任、陳友仁等相繼出京後，隻餘石曾及釗等，久已不能成會。近自石曾出京後，隻釗一人，更無從開會矣。至釗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實因不得穩妥出京之道路，否則久已南行。此時南方建設萬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之工作，亦隻設法使北方民眾了解本黨之主義，增加本黨之黨員而已。此外，中外各方有須與本黨接洽者，石曾及釗亦隻任介紹與傳達之勞。至於如何寄居於庚款委員會，其原委亦甚簡單。蓋因徐謙、李石曾、顧孟餘等皆為庚款委員，徐即寄居其中，一切管理之權皆在徐顧，故當徐顧離京時，釗即與徐顧二君商，因得寄居於此。嗣後，市黨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於此者，並將名冊等簿寄存其中，釗當即應允。並未與任何俄國人商議。蓋彼等似已隱然認此一隅之地為中國人住居之所，一切歸釗管理。至於我與石曾等人在庚款委員會會談時，俄人向未列席。我等如有事須與俄使接洽，即派代表會晤俄使，小事則與使館庶務接洽。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德，北上時又過日本，曾為沉痛之演說，勸告日本朝野人士，冀其毅然改變其對華政策，讚助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其聯俄政策之實行，實肇始於在上海與俄代表越飛氏會見之時，曾共同簽名發表一簡短之宣言，謂社會主義現尚不適宜於中國，後來中山先生返粵，即實行約聘俄顧問，讚助中山先生建立黨軍，改組黨政。最近蔣介石先生刊行一種中山先生墨跡，關於其聯俄計劃之進行，記述頗詳，可參考之。至於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係，皆在粵中辦理，釗不知其詳，惟據釗所知，則確無何等密約。中山先生於其遺囑中，曾明言之，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聯俄政策之維持而靠密約者，則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矣，尚何有友誼之可言。